世俗化

风中鸣

我虽然才是初中生，但政治老师、班主任和校长，在教室里、操场上和大会上，都反复多次地教育我们，警告我们，给我们强调过了黄色歌曲的可怕危害性。而邓丽君的《何日君再来》，是我记得很清楚的黄色歌曲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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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记得，启蒙的痛楚即从那个闷热的下午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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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表明，当时的社会语境赋予了邓丽君所代表的大陆最早的大众消费文化以特殊的批判性与颠覆性。文革时代的政治、文化专制和改革开放后民众的伤痕和兴奋交织在一起的时代语境，是促使大陆对邓丽君歌曲的疯狂接受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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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在这个特定语境下，邓丽君歌曲在流行中才起到了启蒙的作用。也就是说，流行歌曲之所以在一定时期和一定范围内能产生巨大的启蒙效应，不仅仅是其本身的文本审美质素使然，还与一定的社会文化语境以及接受者普遍的心理诉求有关，而且后者的作用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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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第二次世俗化与去政治化的消费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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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90年代初开始，中国的世俗化开始向着去公共化的或物质主义的方向发展。它具体表现为相当普遍的对物质欲望、身体快感的单向度追求，以及对个人内心隐秘经验的单向度迷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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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与80年代不同，90年代以降的第二波世俗化不仅不再伴随新公共性的建构，而且以对公共世界的逃离、参与热情的锐减，公共人际交往的衰落为突出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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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消费时代的中国社会固然还是一个世俗社会，没有退回到改革开放前的中国式宗教迷信或禁欲主义，但是这种新的世俗性已经不再具有80年代世俗性所具有的私人性与公共性之间积极而活跃的相互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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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主义依然流行，但这个“个人”的内涵已经发生根本变化。也就是说，社会文化语境的巨大变化使得90年代的消费文化不再与主流文化处于紧张关系中，其消解主流的功能也就随之付诸东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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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闷声发大财”成为官民共识的时代，主流文化与消费主义在去政治化、去公共化方面达成了深度合作。这是一种去公共化的世俗，是对80年代世俗化的另一种意义上的背叛：一种世俗背叛了另一种世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