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俗化

风中鸣

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中，哈贝马斯实际上把“现代”细分为两个阶段，分别考察了两个不同的“现代”时期的公共领域状况，也就是公共领域的两次“结构转型”。

风中鸣

第一个阶段是现代早期（18世纪），或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形成时期，以及与此相应的从封建社会的代表型公共领域转向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转型。

风中鸣

作为制度范畴的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分离，在中世纪中期的封建社会中是不存在的，这是因为封建社会公私不分：“‘王权’有高低之分，特权有大小之别，但不存在任何一种私法意义上的合法地位，能够确保私人进入公共领域。”“在德国，‘私人所有权’和‘公共所有权’在封建社会显然是融为一体的，它们同源同宗，都依附于土地，因此，也可以把它们当作私有权对待。”(哈贝马斯指出，尽管封建制度的个别器物（如君主的印玺）、符号、仪式等，具有公开展示的特性，但它不过是王权的公开代表形式，“这种代表型公共领域不是一个社会领域”，“它毋宁是一种地位的标志。”)也就是说，封建社会的代表型公共领域是国王和贵族炫耀特权的空间或场所，完全排除底层民众的参与和分享，它也和现代代议制的民主制度无关，“国家代表或具体的议会代表和这种代表型公共领域没有什么关系，因为这种公共领域依附于现实中的领主，从而赋予其权威以一种‘神光灵气’。”*国王和贵族所代表的不是民众，而是自己的特权。它具体表现为一套关于“高贵”“特权”的繁文缛节，而不是政治交往的领域（哈贝马斯认为，教会的宗教活动也是属于代表型公共领域）。

风中鸣

从这种封建代表型公共领域向资产阶级公共领域转型的关键，是国家和社会的分离、公民社会的出现，以及与之相伴随的、一种新的、既具个体权利意识、又热心公共事务的理性自律个体——私人——的出现。+这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私和公的相互转化关系：理性自律的个体既是具有明确权利意识的私人，而不是大公无私的螺丝钉或工具，但同时他们又具有积极的公共参与精神，监督公共权力的使用，以保护自己的私人权利。

风中鸣

公共领域的第二次结构转型发生于20世纪的60年代，也就是所谓大众传媒时代（西方现代社会晚期或后现代时期）“国家和社会的一体化过程中”：

风中鸣

随着书籍和报刊杂志生产的组织、销售和消费形式的变化，公共领域的基本结构也发生了变化。

风中鸣

随着电子传媒的兴起，广告获得了新的意义，娱乐和信息的不断交融，所有领域趋于集中化，以及自由主义协会和一目了然的地区公共领域的瓦解，公共领域的基本结构又一次发生了转型

风中鸣

……随着商业化和交往网络的密集，随着资本的不断投入和宣传机构组织程度的提高，交往渠道增强了，进入公共交往的机会则面临着日趋加强的选择压力。

风中鸣

这样，一种新的影响范畴产生了，即传媒力量。具有操纵力量的传媒褫夺了公众性原则的中立特征。

风中鸣

大众传媒影响了公共领域的结构，同时又统领了公共领域。于是，公共领域发展成为一个失去了权力的竞技场，其意旨在于通过各种讨论主题和文集既赢得影响，也以尽可能隐秘的策略性意图控制各种交往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