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俗化

风中鸣

以为有两个典型的文化现象可以代表90年代以后中国第二波世俗化的去政治化和去公共化倾向（本文考察的“第二波世俗化”下迄2012年的十八大，因此后情况发生了诸多变化，故不在考察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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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是1997年-1980年间的所谓“绝对隐私”热。从1997年6月6 日到1999 年9 月25 日间，《北京青年报》记者安顿在该报开设了关于中国人情感生活的口述实录专栏，共有大约90 期的口述实录发表，内容涉及两性关系、三角恋、多角恋、婚外恋、师生情、母爱等，受访者以白领女性、在京外地人、股民、个体户等为主，也有一些名人名家的专访。7该栏目引起巨大轰动，并产生连锁效应，引发全国性的“口述实录”热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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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对隐私文化热的研究，或者从个性解放、社会多元化的角度肯定其合理性，或者从大众传媒市场化媚俗化角度分析其存在问题，唯独缺少对1990年代以来中国文化的去政治化环境的关注。有人甚至认为，隐私话题在大众传媒的扩张，“折射了当代中国的社会发展、民主进步与文化繁荣。隐私话题的背景是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所谓社会转型是旧有落后的社会形态向一个更高级更发展的社会形态的转型，因而社会发展呈现出一条上升的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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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私话题在这个时期的涌现自然有其合理性和适宜性。”隐私热“彰显了传媒话语由单一政治话语走向话语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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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出政治力量之外的市民力量开始在原来意识形态的阵地上开拓出自己的空间，同时也具有显示市民社会形成的社会学价值。”9作者隐私热做出此等高度评价的一个根本原因，是无条件地、非历史地把去政治化当作社会进步、个性解放、文化多元化的同义词，赋予其积极的对抗主流的功能，甚至把媒体主管部门对性爱隐私话题的放任乃至暗中怂恿，也看作是公共空间与言论自由扩展的标志。这种观点非常缺乏历史分析眼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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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绝对隐私热出现在70年代末邓丽君歌曲流行的那个时期，赋予它以积极的进步、解放意义或许是有道理的，因为“文革”时期的“政治”是一元化的政党政治，不存在公民政治，它不但剥夺了公民正常的政治权利，而且剥夺了公民正常的文化权利和私生活权利，不允许私人隐私的存在，更不允许其进入媒介公共领域。换言之，“文革”时期以“公”灭“私”的那个“私”，除了私利，也包括私人其他方面的隐私。在这种情况下，不仅公民的非官方政治活动具有反主流政治的意义（因而被严格禁止），而且个人私密的表达，乃至赤裸裸的性经验表达（比如手抄本《少女之心》），也具有扩展政治文化空间的进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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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90年代的隐私热出现于一个迥然不同的社会文化语境。最早的隐私热其实可以追溯到1993年，因为在《绝对隐私》之前出现的情感口述实录，比如《倾料的天空——当代女性心态实录》《都市女人的忧伤》《我们的婚外恋》等等，都是1993年或1994年初出版的。;1993年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年代。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新时期的新启蒙文化在90年代初全面边缘化，1990-1991年中国文艺界和文化界显得相对沉闷，公共文化活动和公民参与热情迅速消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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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虽然重启了改革开放进程，但这第二波的改革开放——对应于它的就是第二波世俗化——不再是全方位的——政治、经济、文化同时推进，而是高度选择性的，它在进一步开放经济和物质生活领域的同时，一方面悬置了思想理论方面的公共争论，另一方面大力推进文化的市场化，消费文化与物质主义价值观逐渐在社会上取得主导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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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多重力量的参与建构了一个物质主义和消费主义的时代，其重要特征之一，就是世俗公共领域的萎缩（这一萎缩的另一个标志性潮流就是基督教在民众中的影响力的加强和信教人数的迅速增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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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年代初期出现的绝对隐私热，可以看作是第二波世俗文化的代表形态之一，它就是在上述去公共化的社会文化环境下出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