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俗化

风中鸣

成千上万迷恋邓丽君的民众并没有因为喜欢她的“靡靡之音”而真正变得生活糜烂，相反，“靡靡之音”和别的文化-文学思潮一起，培养了既具有自主性与独立人格（因此不同于“文革”时期的“螺丝钉”），又积极关注公共事务（因此不同于今天的消费式个人主义）的新颖个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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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年代的大众文化对于公共领域的建构功不可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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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意义上，邓丽君的流行歌曲与精英知识界的新启蒙和人道主义思潮在政治倾向和精神价值上无疑是极为一致的，它们各自通过自己的方式参与了新型公共领域的建构。2有评论家指出：“在我们谈到‘八十年代’的‘启蒙’时，邓丽君的歌似乎也不妨谈一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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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丽君也以自己的方式，对一代人起到了启蒙的作用——这是审美意义上的启蒙，也是情感和人性意义上的启蒙。”3可以认为，邓丽君歌曲在中国大陆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广泛流行，与同时代精英知识分子在文学、哲学领域发起的启蒙革新运动，是当时思想解放潮流在精英文化层和大众文化层两个层面的分别展开，也是对文革极权式公共性的解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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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行歌曲的“情感和人性意义上的启蒙”的力量之巨大，只有结合当时正在解冻却依然春寒料峭的社会文化环境才能充分理解，正如闫晓洪描述的：“遥想30多年前的大陆，蓦然间有一天，耳鼓充斥着铿锵有力、铁骨铮铮革命歌曲的人们，突然被一种闻所未闻的咏叹爱恨情仇的绵软歌声击倒，这歌声的始作俑者便是邓丽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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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人们缺少温情的贫瘠心灵，被一遍遍地摩挲抚慰滋润。…….于是乎，头梳大鬓角、身着喇叭裤、手提砖头收录机、一路哼唱邓丽君‘靡靡之音’招摇过市的男青年，成了百废待兴时的大陆街头的最通俗的一个场景。”与此同时他也指出，在那时候，邓丽君的很多歌曲“都被定性为‘黄色歌曲’，例如，《路边的野花不要采》等同于轻挑的阿飞小调，《千言万语》、《我只在乎你》、《月亮代表我的心》之类简直和色情挑逗毫无二致，而《何日君再来》更被‘拔高’成是公开为国民党反攻大陆呐喊招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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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由于当时某些左倾势力对邓丽君的压制，听/唱邓丽君的歌曲还带有一种反抗和僭越的快感。很多过来人都谈到了偷听邓丽君的歌曲时候那种既兴奋又恐惧的复杂感情。叶开在《单卡录音机里的邓丽君》写到：80年代初的，他还是一个湖南乡下中学生的时候，第一次听到邓丽君歌曲的感受：一天下午，阳光强烈，天气闷热，脑袋昏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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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在这时，突然远处想起了低徊轻吟的可怕歌声：

风中鸣

   好花不常开，好梦不常在——

风中鸣

   耳朵里听见这歌声，我像被电击一样，浑身麻痹。邓丽君的清冽歌声，像毒液一样啮噬我的耳朵，让我进入了神智昏迷状态。这种短暂昏迷，不是因为听到天籁音乐那种美妙的震惊，而是立即警惕地想到这是黄色歌曲的恐惧。我耳朵里听到黄色歌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