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俗化

风中鸣

这样，中国式宗教神魅的祛除与世俗公共世界的复兴相携而行、相得益彰。建立在祛魅基础上的新公共性的生成，是以觉醒了的个人（既懂得自己的个人权利、具有主体意识，又热心公共事务）的诞生为标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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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必须在这个特定的世俗化框架中思考和评价70年代末、80年代初期出现的中国大众文化。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上世纪70年代后时从港台传入的邓丽君流行歌曲（应该算是新时期最早的大众文化）。0很多从单一“革命文化”（以样板戏为典型）中长大的、时值20岁上下的人，后来都深情地回忆起邓丽君那温软圆润的声音带给自己的震撼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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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以来，人们经历了频繁而冗长的政治运动，从政治信仰、道德理想，到衣食住行等，都被强求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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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不仅由于普遍的贫困而无法追求丰富多彩的物质生活，而且由于政治上“极左”的束缚而不敢追求丰富多彩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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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领域则只允许“歌颂型”和“声讨型”的音乐类型存在，形式与内容都单调到极端，几乎成了语录、社论、大批判文章的“和声”。极权政治的解冻，邓丽君歌曲的传入以及内地流行歌曲的崛起，让人们板结已久的内心开始软化，仿佛开启了另一种投入全新生活的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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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的流行，充分说明了在那个经历过极权主义年代、饱受政治压抑的人们，充分需要一种抒情、甜美的声音来抚慰疲惫和麻木的心灵，人们渴望在这样的音乐中，找回属于他们自己的喜怒哀乐，体味人世间的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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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朔在《我看大众文化》中这样写到自己听邓丽君歌曲的感受：“听到邓丽君的歌，毫不夸张地说，感到人性的一面在苏醒，一种结了壳的东西被软化和溶解。”1这种感受对整个一代人而言都是很真实的，它也是当时知识界和大众的共同感受（这种对于大众文化的共同态度在今天已经无法寻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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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我们的研究而言更为重要的是，这种感受不但是私人的，而且具有深刻的公共性。这个因为邓丽君而“软化和溶解”的情感世界，对于被长期的阶级斗争败坏了的公共世界，无疑有极为重要的修复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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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知像“如果没有你/给我爱的滋润/我的生命将会失去意义”这样的表白，乃至“我只要美酒加咖啡，一杯又一杯”这样些许消极的放纵，在当时都是作为“文革”禁欲文化的反动出现的，都超越了情爱和物质的层面，唤醒了被极左意识形态长期扭曲和压抑的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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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过程中，长久以来被禁锢的思想、压抑的情感和私念以一种反叛的姿态释放出来，其中夹杂着改革初期人们重建世俗公共生活的憧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