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俗化

风中鸣

这种高度集中垄断的传媒所竭力宣扬的是消费主义。消费主义荣虽然依然是一种世俗化的意识形态，但却不同于现代初期的世俗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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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抱消费主义的人迷恋物质享受、沉溺于自己和自己的私密关系（变态自恋人格），而失去了对于另一个公共领域即公共世界的关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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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对公共世界的珍爱属于一种世俗性而非宗教性的信念，它既存在于阿伦特所钟爱的古希腊社会，也存在于哈贝马斯所青睐的西方现代社会早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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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进入消费社会，世俗化发生了畸变。这个畸变不是现代初期的宗教改革导致的，而是现代晚期物质主义和消费主义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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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如今“上帝之死”并不意味着人被抛回到世俗公共世界，成为一个珍爱和热心公共事务的“人自己”，而是被抛回到消费社会越来越丰裕的、被大量迅速生产又迅速丢弃的物，抛回到人的身体，人和他自己的私密关系，人退到了自己的“内在性”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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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失去了对于彼岸、来世的信仰，同时也失去了对公共世界的信仰，这种畸变的世俗化恰恰意味着公共世界的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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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第一波世俗化与邓丽君的启蒙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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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我尝试把从阿伦特和哈贝马斯著作中解读出来的两种世俗化模式应用于当代中国的大众文化研究。尽管阿伦特以及哈贝马斯理论源自其对于西方社会历史与文化的观察和思考，而且即使在西方学术界也存在争议；尽管我们在运用西方理论的时候应该慎重，但我还是认为，两种世俗化的思想对解释当代中国社会文化变迁、特别是大众文化的变迁，极具启示性与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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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有助于我们历史地、辩证地理解当代中国大众文化的政治和文化意义，不再简单化地予以肯定或否定。借助于他们的理论，我们或许能够对80年代的世俗化和90年代的世俗化进行区分，进而对这两个时期的大众文化做出不同的思考和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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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认为，在西方世界，宗教神权是压制或腐蚀世俗公共世界的基本社会文化形态。但在中国，由于没有西方式的宗教神权，公共世界的主要威胁来自“文革”式极权主义和当下中国的消费主义/物质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