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俗化

风中鸣

一般认为，在西方世界，宗教神权是压制或腐蚀世俗公共世界的基本社会文化形态。但在中国，由于没有西方式的宗教神权，公共世界的主要威胁来自“文革”式极权主义和当下中国的消费主义/物质主义。-

风中鸣

“文革”式极权主义通过公共领域的极权化抹除了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界限，进而导致“公共”含义的畸变，扼杀了哈贝马斯与阿伦特意义上的公共领域。它不仅剥夺了个人的政治权利和政治自由，而且铲除了私人财产，控制了私人生活领域，并通过自上而下的所谓“群众运动”造成一种虚假的“大民主”假象和表演式群众参与（群众奉命参加没完没了的批斗会、学习会、游行和五花八门的集体效忠仪式）。

风中鸣

这是一种没有自由选择的“参与”，没有私人主体性做基础的“公共”，因而深刻区别于哈贝马斯阐述的18世纪资产阶级公共领域。所有私人生活领域（包括人的家庭婚姻生活和吃喝拉撒等日常物质生活）都被纳入极权体制的一体化要求，对于公民权利，包括隐私权、独立于政治的权利以及享受正当物质生活的权利，一概予以剥夺。这种虚假“公共参与”败坏了人们对公共政治的兴趣，导致其对政治实践与公共世界的反感厌恶，不相信公共性与私人性、政治参与与个人自由的相容性。借用阿伦特的说法，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由得不相信，自由开始于政治终结的地方，因为我们亲眼看到，当所谓的政治考虑压倒所有其他考虑时，自由也就不复存在了。”. “当且仅当政治保证一种可能独立于政治的自由时，政治与自由才是相容的。”

风中鸣

在阿伦特看来，自由的前提是对私人权利和的尊重，是私人生活空间与公共领域的相对独立，而不是前者吞并、剥夺后者。正是这点保障了政治是自由的伟业，自由是政治的灵魂。真正的公民参与是基于个人权利的自愿参与和实质参与，而不是出于任何形式的强制，也不是被迫的或敷衍的表演。“文革”时期自由的普遍丧失，就是这种以“公”灭私的结果。

风中鸣

先有独立于政治的自由，而后才能有真正意义上的参与政治的自由。如果一个人的所有私生活都不再受到保护，他的日常生活物品、基本必需品（从住房到各种粮票邮票等等）全部依赖“公家”，如果每个人的“八小时之外”全部被公家收缴，不得不参加政治学习，读“红宝书”，卷入各种各样的批斗、抄家、相互告密、揭发检查等等，那么，此时的个人就失去了与极权化“公共领域”相抗衡的任何可能性，他所能获得的也只能是虚假的“公共性”。

风中鸣

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80年代末，中国社会经历了一场类似西方的“祛魅”或曰世俗化运动（官方说法是“破除迷信”、“解放思想”）。这场中国式的一场世俗化转型虽然不能等同于西方的世俗化，但仍然具有从类似宗教的“天国”返回俗世的特点，有对类似宗教崇拜的偶像迷信的破除。

风中鸣

在这里，世俗化转型的祛魅对象，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西方式宗教，而是具有准宗教色彩的极“左”意识形态，这个意识形态的根本特点，一是灭私，二是灭欲。伴随这个中国式世俗化浪潮的，首先是放弃“文革”式群众运动，个体权利意识，包括合理的私利和私欲开始觉醒并得到肯定（在这个意义上，“私”和“欲”可以理解为是80年代思想解放运动的两个关键词）。

风中鸣

其次，平等、理性交往空间意义上的公共领域开始兴起，出现了具有重大意义的公共讨论（比如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人道主义与异化的讨论，主体性的讨论等）。

风中鸣

一方面是反思与告别被称之为“群众运动”的极权式虚假公共参与和被称之为“社会主义大家庭”的虚假公共领域，另一方面，觉醒了的理性、自律个体，开始带着独立的主体意识与主体身份参与真正的公共生活，建构有别于极权公共领域的世俗公民公共领域（公民社会）。

风中鸣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次的世俗化尽管否定了“文革”时期的匮乏崇拜（“贫穷才是社会主义”）与禁欲主义“吃吃喝喝决不是小事”），肯定了个体世俗物质生活的合理性，但由于有公共参与热情的制约，大众并没有从公而忘私走向私而忘公，一头扎进物质消费；也没有一味沉溺于封闭性的私人经验；相反，伴随这第一波世俗化浪潮的，恰恰是盛极一时的公众讨论（一部小说、一篇报告文学、乃至一首诗就能得到持久热烈的谈论），基于自愿的非被迫的人际公共交往开始慢慢恢复（这点非常类似于哈贝马斯论述的私和公的相互转化和依存，私人的出现是冲破“文革”时期虚假公共性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