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青白杨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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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答应过陈书记,将来去县城时,去看望他们,所以,在体检结束后,我把思文安顿好,便去了陈星楠的家。知道我来的消息,他家刘阿姨非常高兴,没等下班,便去买菜,还包饺子招待我。看见我已长大成人,同时也说起我去世多年的妈妈,刘阿姨热泪盈眶,眼泪止不住地掉落在地上。她说当初我妈妈与她就像亲姐妹,没想到那年的分别竟是永别。陈叔叔也跟我聊起了父亲的情况,还鼓励我,无论到哪里,都要好好干,给父亲争气。他们家的几个孩子都比我小,还在读书,喊我哥哥,我们一起说话,一起玩跳棋。刘阿姨无论如何也不放我回旅馆住,一定要我在他们家住三天才准走,我只好恭敬不如从命,请其他同学帮忙,陪思文慢慢回去,乖乖地在陈家住了三天。这三天,让我感受到家的温暖,让我找回了失去的母爱,让我尽享了兄弟姐妹的情谊。 在我回到后邵又一个礼拜后,通知下来了,我和思文都顺利通过了体检,而且我还第一批通过政审,被告知先批去工厂报到。思文可能因为他父亲正下放在较远的江南某县农村,政审尚需时日,而我的政审据说非常简单,去政审的人看见我表格上填写的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生产建设兵团”,便以为我是现役军人的子女,只去了位于省城的兵团部,便顺理成章地通过。这实际上真是我人生的阴差阳错,让我在父亲两次被打倒的间隙钻了空子(因为四年后,父亲被追随四人帮干部路线的当权者陷害,重又深陷囹圄),假如父亲那时仍关在牛棚里,真不知我的插队生活要延迟到猴年马月呢。 此次来我们公社招工的有两个单位,一个是省城机械系统的大厂,另外一个轻工系统的小厂,两个厂结伴而行,招工资源共享,名额却相差很大,前者需要的人数是后者的十倍,所以,我们大都进入了这家大厂。 临走头一天,我和暂时没走掉的同学一一作别,褚友贞大姐看见我要走,哭得像个泪人一般,我劝了好半天,才算劝住。她坚持要我送给她一张照片作纪念,我便把刚插队时去田家庵照的那张给了她。她把我照片放进镜框,挂在墙上,说是每天抬头就能看见老小,又能跟我说话了。 1970年12月12日,队里派邵云良拉架子车把我及随身行李送到淮河渡口。我从后邵出发,到县城集中,跟招工的人见面,领取了报到介绍信,再次到陈星楠家道了别(没想到,与陈星楠的一别,竟成为永别,一年后,他被军代表陷害,被迫自杀身亡),便回到了久已向往的省城。至此,我在农村插队正好两年零六天。这人生伊始的两年,就像是过了十年八年,感觉是那么漫长,那么艰辛。 思文在半个月后,也到了工厂报到。他的脚已经快要痊愈,不需要拐杖便能跛足前行。我们欢呼拥抱,终于一起回到了省城。 俊生由于政审没过关,真不知他为何要把父亲是历史反革命的事填进表里。他这一留,便又是六年,直到1976年才被当地单位招工。 一同插队的同学,除了俊生外,还有几位也是政审不合格,被留在了插队地,后朱的柴席文,西黄的庞慧敏、章芝惠,都为家庭出身所累,一直到政策宽松,才被当地工厂招工。 徐有莺大姐终因“身孕事件”,未被招工回城,经过她父亲原单位出面周旋,最后在引产后,回到了省城,在她父亲原单位上了班。从此再无徐大姐的消息。那个与她有苟且之情的后陈有妇之夫,被以破坏上山下乡的重罪,获刑无期,关进了大牢。 最惨的还是褚友贞大姐,尽管当地给她后来作了安排,让她担任民办教师,后又到大队部担任妇女主任,主抓计划生育,可还是终因患上绝症,年纪轻轻便抛夫弃子,过早地离开了人世。 这是一场历史的悲剧,出演在历史舞台,而我们这一代人,都是这场悲剧的演员。虽然每个人的角色不同,出场的时间和频次不同,却都有着一个共同的名字和身份,那就是——知青。 岁月流逝,一晃便是四十多年。尽管对这段青春的岁月评价不一,见仁见智,但历史终究会还其本来面目,后人自会给予公正的评说。 再见吧,我的插队地;再见吧,我的第二故乡!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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