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实知青小说连载：《青青白杨树》 （全文完）

塔希提

《青青白杨树》

27

    黄豆的收获，使我们有了换豆油的机会。差不多五斤黄豆就可以换一斤豆油。这对于长年累月很少吃油或者吃不到油的我们，无疑是一种福音。第一次换回豆油时，我们好好地吃上一顿炒白菜，锅里闹得油汪汪地，烧热了，白菜下锅，刺啦一声。那声音，听起来比啥音乐都好听。

    直到中秋时分，水稻才开始收获。收稻子，跟当初麦收时光景差不多。也是起早带晚地干，白天收割运输，晚上打场装仓。所不同的是，稻把湿，同样堆垛大小，稻把比麦把要重很多。所以，拉一架子车或一大车稻把，不能堆很高。

    水稻的收获，让我们有了吃到大米饭的企盼，自从麦子吃光后，差不多有一个多月没吃过一粒细粮。我们经常幻想着，把大米煮成香喷喷的米饭，再到集上买点豆饼，烩它一大锅，那多过瘾。这么想着，肚子就更加咕咕叫起来。

    中秋的夜晚，场地上很冷，很多人都披上了大衣，还有裹着棉被的。我尽管没有大衣，但也找出小棉袄套在外面。寒意甚至让我频频打着战栗，只好跺跺脚，多干活，把寒冷赶走。

    稻子无需晒干再碾压，这就省去很多麻烦。但也是因为湿，还要等白天太阳升起时，把集中起的稻粒再摊开来晒。稻把虽然湿重，稻粒却比麦粒轻，所以，一笆斗稻子只有六十斤左右。

    如今我可以学着大家的样子，扛起一笆斗稻子，同时觉得，这半年下来，我的身板长结实多了。果然，在收获黄豆、绿豆的季节，一笆斗豆子足有八十斤，我也能一挺腰，笆斗便稳稳地落在肩膀上，自豪地加入到行云流水般的行列。那时的我，就力气而言，谁也无法小看，便是俊生，也未必比我扛的多。

    收割高粱时，要比收山芋辛苦。此时的天气更凉，地里的露水更重。每次收割高粱，身上都会被残存的高粱叶上的露水打湿，手也容易被砍断后撕开的高粱篾割破。高粱要连秆从根部砍断，十几根一捆，用高粱自身绕成把子捆起，最后每人再扛起沉重的高粱把，把它们送到场地上。

    高粱棵很漂亮，从小苗长成大棵，一片葱葱的高粱地，总让人想起《平原游击队》里的青纱帐。入秋后，红红的高粱穗，沉甸甸地，压弯了细长的高粱秆，在秋风中摇头晃脑，很好玩。每次收割高粱，看着它们让人怜爱的样子，总不忍去砍。

    有次砍高粱，我不小心一?头下去，砍在了右脚大脚趾上，一阵剧烈的疼痛，鞋子上冒出了鲜红的血，混着泥土。俊生见状，立刻丢下高粱，帮我把脚从鞋子里脱出，用随身带的干净手纸帮我按住止血。好在伤口不深，没有伤及骨头，经过消毒包扎后，还能一瘸一拐地坚持下地干活。只是可惜了我那唯一的一双球鞋，鞋的前部一个大豁口。看着鞋的豁口，比看着脚上的伤口还心疼呢。队长照顾我的伤情，把我安排在场地上，做些轻活。因为高粱同样需要场地作业后，才能最后得到成粮。

    高粱送到场地后，在场地上将穗割下，集中到一起，经过日晒风吹，便可碾压成高粱米。那红红的高粱米，煞是可爱。如同麦收时一样，高粱米也会被装进笆斗，送到仓库粮屯里，然后分给各家各户。

    我们每人分得四十斤，可要这么多的高粱，怎么吃呢？春夏交际我们断粮时，曾经从生产队里借过高粱，磨成粉后，吃高粱面糊或者高粱面饼，还学着当地人，把高粱糊里加上盐，当作菜吃。那种滋味，真是遭罪——吃不进、拉不出。眼下又有了新高粱，让人爱恨交加。只好放一边，等断粮时再去问津。

    倒是一种被称为“粘高粱”或者“粘蜀黍”的，倍受欢迎。因为它的面粉，除了颜色跟高粱一样外，其余特性和糯米粉几乎没两样。当地人拿它做汤圆，跟南方人吃糯米汤圆没多大区别。所以，我们非常喜爱这种高粱，把分得的十来斤当宝贝似的留着，等过年带回家，让家人也尝个新鲜。

    随着收获季节到达尾声，秋后的分红结算也拉开序幕。午季时，我们每人欠了队里十九元钱，由于我们的拼命干，此时不但还清，除了分得的粮食外，每人还分得十五元。这比起那些回家拿钱买口粮的同学来，我们感到非常的自豪。因为我们终于自己养活了自己，终于成为一个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但这一年，由于夏季河湾地麦子没有收到，秋季的收成也一般般，每个劳动日十分工只值一毛六分钱。后来的许多年里，我都会想到，当年在后邵生产队，我们每天劳动量，只换来一毛六分钱的可怜收入！可怜的中国农民！

塔希提

《青青白杨树》

28

    不知何时，俊生与西黄的申思平谈起了恋爱，而且一爱便爱得死去活来。等我们发现时，他们都已谈得难舍难分。申思平比俊生大一岁，原先也算是老大姐式的人物，可能是麦收后，申思平把放暑假的小弟弟带来玩，老是跟在俊生后面，像个跟屁虫，这样擦出的火花，促成了姐弟恋。
    打那以后，俊生就像换了个人，总爱一人坐那儿想心思，做事情也心不在焉。后陈的大姐们听说后，再也不给这位二老小洗衣缝被，说是有人管了。乐得我独享大姐的照料，对我来说真是一件开心事。

    由于严大宝的人间蒸发，佳如就像遭霜打的茄子，整天焉焉的。倒是我和俊生很开心，再也不用烦那个骗人精了。

    此时，却发生了一件令人意想不到的悲剧：邵云新老婆陈淑玲，因不堪忍受丈夫的毒打，接连跑回娘家几次，终于在邵云新把她接回来的又一次毒打后，于一个大家都出工后的早上，悬梁自尽了。

    大家得知消息，立刻放下活计，跑到邵云新家中。只见刚从梁上放下来的陈淑玲，躺在冰冷的地上。邵云新像傻了一般，一句话也说不出，呆呆地坐在边上，周围小声叽叽喳喳的全是村里叔伯婆娘们。

    俊生大胆地上前，摸摸陈淑玲的脉搏，觉得她好像还没有完全断气，不但身体松软，而且体温尚存，便提出要抢救。我们都为他捏了一把汗，因为人命关天，这可不是闹着玩的。

    在得到队长邵有礼的同意后，俊生给陈淑玲做起了人工呼吸。他时而双手叠加在一起，用力按陈淑玲的左肋，时而口对口地帮助她恢复呼吸。但俊生的行为立刻被众人视为大逆不道，几个年轻人还要出手打俊生。在封建意识浓重的农村，人们完全不能容忍这种对女人的“不恭”。好在邵有礼是退伍军人，见过世面，忙解释说：“急救就这样，俊生没有错”，俊生这才得以脱身。我们又提出赶紧送医院，可没得到积极响应，陈淑玲最终还是没有生还，临死时还怀有五个月大小的胎儿，衣角露出的肚子明显地看出稍稍隆起。

    陈淑玲的死，对邵云新来说，简直就是灭顶之灾。陈淑玲娘家得知后，一下子来了几十口子，把邵云新家围得水泄不通，扬言要剥了他的皮。邵云新在此之前，已被队长派人送到外面亲戚家躲了起来。因为找不到邵云新，邵家的里里外外被来人砸了个稀巴烂，就差土坯房子没被拆掉。

    我们对邵云新既同情又生气，更觉得他简直就是不可理喻。放着好好日子不过，偏要采取这种极端的方法对待自己刚过门的媳妇。就算是陈淑玲有啥不对，那也是因为她年纪小，你大人家十来岁，就不能让着点？还有，人家都怀上了你的孩子，还要怎么样？都到了啥年月，还能这么无休无止的打自己老婆。而且陈淑玲还那么小，在村里举目无亲，十分可怜。要是老队长在世，绝不会眼睁睁看着邵云新这么糟践自己的怀孕的儿媳妇。

    气归气，还是要帮着队里收拾烂摊子。我们几位知青，跟着大队书记邵春启、队长邵有礼，轮流跟陈淑玲娘家人对话，代表后邵生产队向他们赔不是。队里决定拿出不小的一笔钱，给陈淑玲父母作赡养费，还表示会厚葬陈淑玲。

    五天后，陈淑玲终于落土为安。在后邵生产队的东边最高的一块祖坟地上，一座新坟落地而起，挨在老队长夫妇俩的坟边上。陈淑玲娘家人要队里从高皇区供销社订做一口大棺材，还让全村人戴黑纱致哀。幸亏那年月不给搞所谓的“封建迷信活动”，不然真不知会折腾到什么程度。

    陈淑玲自杀风波总算平息了，可生产队像伤了很大的元气，直到春节后才渐渐缓过来。邵云新自此未敢公开露面，后来听说到煤矿当了临时工，再也不回村。所以，一直到我们回城，都没再见过这位可怜又可气的人。

竹林吹笛

弄在一起，看着就连贯了。

塔希提

竹林吹笛 发表于 2014-1-26 1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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弄在一起，看着就连贯了。

是的，每次都会集中到这里的。

塔希提

《青青白杨树》

29

    农闲时分，我们没有太多的活儿做，每天早上可以睡个懒觉。白天听凭队长分配，做些杂活儿。秋后的日子过得舒服，不但因为有粮油吃，而且还有钱花，可以时不时地到龚集买点好吃的菜，甚至还能买点肉或者鱼。门前的自留地种的萝卜，地下的没收到，地上的却长了一大堆，绿油油的萝卜缨子，弄得我们四人哭笑不得。

    估计是浇肥太多，造成了不长萝卜净长叶。总不能眼睁睁白白扔掉，只好买回一口小缸几斤盐，把萝卜缨子腌了起来。真没想到，腌制的萝卜缨子，用豆油一炒，酸酸的，味道鲜美，竟像雪里蕻一样好吃。后陈的大姐们看见我们腌菜，还夸我们长大了，学会过日子了。我和俊生在肚里偷偷好笑，哪里是会过日子哦，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可惜这样的快乐光景没过太久，就被“分家”风波扰乱了。

    事情的起因可能还是因为我们两个“老小”不会过日子。佳如突然因做饭中发生的一件小事而提出要分开过，思文保持中立，俊生也没表态，最终便形成了只有我反对的格局。

    佳如说：“你们刚来时小，我们都不会提出这件事，现在一年过去了，一人一间的房子也有了，你们更是长大一岁，就算跟父母兄弟一起，也该分开自己单过了吧？”

    他的话虽然有些入乡随俗的感觉，却不无道理。接着，思文和俊生都渐渐同意了佳如的意见，表示单过，只有我，像被抛弃的孤儿，心里难过极了。

    思文安慰我说：“你看，我们不还住在一起吗？连墙都不隔音，谁要是有事，一声喊，都会跑过来帮忙的。”

    我知道在严大宝的问题上，佳如一直耿耿于怀。这次分家，他也早有预谋，难怪秋后队里分口粮时，他坚持每个人各自保管一份，放在自己房间里，说集中放在哪一间都不合适。现在好了，分家时连粮食都不需要再重新分了。

    俊生起初觉得不该这么早就分家，起码等过了年再说也不迟，本想缓和一下，但面对老大的坚决态度，只好表示：“算了，分就分吧，没关系，这年头离了谁不能活？老小，我俩一起过。”

    话虽然说得有些呛，但是佳如“不仁”在前。有了俊生的表态，我的感觉稍微好一点，至少我不是一个人单独生活。没几天，我俩发现佳如和思文两人也拢在一起开伙，并没像他们说得各过各的。或许他们是受到了我和俊生搭伙的启发。自此，我们后邵生产队知青小组大家庭，划分为了两个小家庭。

    后来我才知道，分家不是佳如他们的独创，隔壁大队的西黄几位女生，早已分成三家；东黄的三位男生，也分为两家，鲁志明单独过；甚至我一向敬重的后陈生产队的大姐们，此刻也分成三家。陈霞后来回去了就没再回来，剩下的三人，一人一家；只有后朱生产队，在组长西国安的凝聚力下，没有分家。
    而且，这“分家潮”像传染病一样，在各地知青插队地蔓延开来，连离我一百多里路外的哥哥的插队小组，也搞得四分五裂。

    秋季，原本是收获的季节，却也正好是分家的契机，正好有了粮食，正好各人都有，原先一起生活造成的矛盾、存在的隐患，此刻都因条件成熟而爆发出。但无论怎样，分家这样的事，在我插队的两年里，的的确确是一种难言的伤痛，并且这种伤痛，一直陪伴着我走完第二年的插队历程而回到省城。

塔希提

《青青白杨树》

30

    俊生和申思平依旧奏着姐弟恋曲。恰逢农闲，他们隔三差五地一起出去，剩下我一人。懒得烧饭时，就跑到后陈大姐们那里去蹭饭，可是此一时彼一时了，大姐们也不同在一个锅里吃饭，都是你先烧罢我登场，弄得我很不是滋味。虽然大姐们都很热情，但究竟吃谁的饭好呢？于是，我也不大再去后陈，而是跑到东黄生产队章本午、于红岭甚至唐秀花她们三位女生那里混饭吃；更远处的西黄，偶尔也去去，顺便看看黎宏梅、庞慧敏等几位大姐。反正大家都知道我是老小，我也就“以小卖小”了。

    在东黄，最大的乐趣是跟在章、于二位后面学琴，《江河水》和《赛马》，就是那时学会的。二胡的弓弦在我的手里不再那么僵硬，我可以随意地变调，拉出自己欣赏的乐曲。我们经常晚饭后坐在水渠的堤坝上，望着一排排高大的白杨树，拉起了欢快的曲调，当然也有悲伤的颤音。深秋初冬，白杨树尚未落叶，青青的白杨树，像是最忠实的观众，静静地观赏着我们的演奏，听我们用二胡述说着农村插队的苦与乐。

    当然，我也不能完全白吃人家，所以时常带点菜或者其他好东西过来，大家共享。特别是我带来的芝麻，在锅里炒熟后，还没冷却，便被一只只脏手抓起，捂进嘴里，弄得满嘴乌黑，大家相视而哈哈大笑。

    此时的鲁志明，已经搬到公社电灌站住。管理电灌站的小鲁师傅，跟鲁志明是本家，性格又很投机，所以让他干脆搬过去，平常教教他，顺便在小鲁有事时，还能让他代代班。小鲁的电灌站屋里，有收音机，有电炉，用电不花钱，因此，电灌站便成了我新的落脚点。有时小鲁不在时，我就干脆也住那里。

    白天，可以看见周边有几片坟地，知道这里的夜晚很恐怖。果真到了夜晚，电灌站周围黑洞洞，因水渠在冬季停止抽水，坝子上很冷清，甚至很阴森。尤其是夜里风大时，出水的涵洞口在风的吹奏下，发出“蒙——蒙——”地响声，听起来毛发直竖。倒是远处的狗叫，打破了黑夜的沉寂，算是给这死一般的黑夜带来一丝生气，可终究因为这里环境偏僻而夜晚毫无人踪。

    有时，我们大着胆子跑到电灌站的涵洞前，对着涵洞大喊，仿佛要把里面的“鬼怪”喊出来，比比看谁有勇气，一直等到黑暗中的涵洞毫无动静后，才像得胜的唐.吉可德，凯旋而归。

    一次鲁志明出去了，正巧我和俊生来电灌站，因为我常来，有钥匙，便直接开了门。抬头看见窗户边挂着一大块雪白的我们称之为“板油”的生猪油，顿时眼前一亮。这是鲁志明帮他姐姐从农村买的，准备过年带回家。多日不曾开荤的我俩，馋劲大发，管不了那么多，用小刀将板油割成小条，把水壶里的水在电炉上烧开。板油扔进滚水，立刻化作软软的半透明物质，我们趁热把这种“肥肉”送进嘴里，感到美味无比，一时贪馋，每人接连吃了好几条。
    那块板油明显少了一个大角，等鲁志明回来发现，跺脚骂人时，我们早已板油下肚，吐也吐不出来。鲁志明只好认栽，而我俩却因长期肚里缺油而肠胃难以消化，拉了几天的肚子。这件事一时成为知青里的笑料，很久以后大家都还拿这事开俩“老小”的玩笑。

    我们也去后朱，找被公认为“最团结的铁板插队小组”同学玩，队里给他们在原住地的河边也盖起了新房。西国安一向是我们同学中的老大哥，他弟弟西国光还是我小学同学，有了这重关系，对我更像位哥哥。柴席文很活跃，而且极勤快，平常多半是他烧锅做饭，家里也收拾得清清爽爽。汪冀中性格内向，不声不响地，无论做什么，总跟在我们后面。大块头蔡清和被公认是大懒虫，起床后，连被子都不叠，床下脏袜子臭鞋，横七竖八。蔡清和父亲与我父亲曾经同在新四军，前者是四师彭雪枫的部下，后者是二师罗炳辉的部下，五七年又同时期同单位落难，可以说是莫逆之交。他父亲一直不得志，幸好后期有人举荐，现担任濉阜铁路建设的总指挥，比我父亲幸运得多。至少，他履历表中填写的“革命干部”栏目，此时更货真价实吧。

    后朱的几位同学都爱唱苏联民歌，于是我也跟着一道唱。《莫斯科郊外的晚上》、《三套车》 、《山楂树》 、《红莓花儿开》等等，都是那时候的最爱。我们就这样对着天空，不同的嗓音产生的不同音阶，一起干嚎着，嘶喊着：

    “我们的生活无限美好——有时也会遇上风暴——不久乌云消——散——春风微微吹——来——天空一片蔚蓝晴朗——”。

云飞雪落

塔希提 发表于 2014-1-26 1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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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每次都会集中到这里的。

塔哥有毅力，这是一个大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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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希提

云飞雪落 发表于 2014-1-28 1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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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哥有毅力，这是一个大工程。

呵呵，我习惯做事有始有终。当然还要谢谢您和大家的支持，不然这事就做起来没劲了。

塔希提

《青青白杨树》

31

    那段时期的生活，真的是充满着自己的阳光，当然也有难忘的阴影——悲凄的饿肚子的阴影。

    不知何故，遇到全公社长期停电，龚集的粮食加工厂停业，十里八乡，都跑到高皇区去加工，据说排队的人带着铺盖，几天几夜都轮不上。我们空有水稻而吃不上米，整整四十天，没进一粒细粮。起初还用山芋或者高粱米填肚子，直到嘴里冒酸水、大便拉不出，谁也不愿意再吃那些东西了。不吃山芋和其他杂粮，便等于没饭吃，即便是山芋和高粱，也所剩无几，因为大量的山芋都烂在了地窖里，此刻饥饿是最大的问题。

    开始我们还把身上的一点钱到集上换成食物，后来也只够买点白菜萝卜回来煮汤喝，还跟在鲁志明后面，自诩是“朝鲜式”的白菜汤。可即便是这种一天一顿白菜汤日子，也很快就被连汤也喝不起的日子取代，尽管在六十年代初也饱经饥饿，毕竟挨饿的滋味不好受。坚持一两天还能凑合，三天后便浑身无力，腿脚发软，眼冒金花。别说队里偶然还要去干活，就是出门走路都成了问题。生产队家家户户都自顾不暇，哪还有力量帮助我们知青呢。

    东黄生产队有只黄狗，跟章本午、于红岭混得很熟，经常被他俩带出来玩。那只狗又肥又大，过去每次来我们新知青屋玩时，都会喂它吃点山芋。日子一久，黄狗跟我们也熟悉了。于是，一个罪恶的计划正在这群饥饿的知青中悄悄地谋划着。

    参与者除了我们四人外，还有东黄三人。一个风高月黑的夜晚，东黄三人把黄狗带了来，在喂食山芋时，一个准备好的绳索套进了黄狗的脖子。那边套好的手势一打，这边几人就使劲拽，硬是在俊生房间的门头上，黄狗挣扎着被吊了起来，再用锄头砸脑袋，硬将其活活打死。

    打死后的狗，很快被我们七手八脚地剥了皮，还把狗皮、内脏和狗脑袋挖坑埋进门前已种上小麦的自留地里。那是一个漆黑的夜晚，前后的村庄静悄悄黑乎乎，没人灯光和人声，大家摸黑将大卸八块的狗肉拿到路旁的河沟里洗，谁也不知道究竟洗没洗干净，便把四条腿再錾成几段，放进大锅里煮。没有姜葱辣椒，没有任何调料，一锅水，一把盐，没等把狗肉煮烂，便被捞出，边啃边煮，七匹饿狼，啃了半夜，硬是用半生不熟的狗肉，填饱了多日的饥腹，也大大地过了一顿狗肉瘾。

    四条腿吃完，剩下还有些狗肋排，当时章本午提出也一并埋掉，鲁志明坚持要留下。果然，他拿到电灌站，找个黄盆把狗排骨腌了起来。半个多月后，我和俊生去找他时，发现了盆里带有血水的咸排骨，于是提出与鲁志明分享。原本狗就是大家打的，只是他把剩余排骨带了回来，所以他没有理由不带我们吃。就这样，细水长流了半个月，才把这些美味吃完。总体感觉，咸狗肉比煮狗腿好吃百倍。也就是这条可怜的大黄狗，救了我们的命。

    东黄的村里没人知道黄狗的下落，都以为跑丢了，或被外人打吃了。第二年的春天，当小麦开始发棵时，门前自留地中间有一块地方的麦子，总比周围的麦子高出一头，长势喜人，惹得后邵后陈前后村里人来来往往地奇怪猜疑，但始终无人想出原因，唯有我们暗暗发笑。

    佳如在严大宝失踪一个月后回家一趟，没有找到严大宝，却带回了一只下蛋的母鸡。这里的农村，几乎没有人家养鸡养鸭，只有养猪养羊，所以，佳如的母鸡成了村里人人参观的稀罕物。可是，就在一个寒冷的早晨，佳如突然发现他的母鸡不见了。寻遍整个村子，也无踪影。村里人便趁机说，你们几位学生对陈淑玲好，一定是陈淑玲把母鸡带走作伴了。因为头天夜里，有人看到，陈淑玲坟头上有只黑狗在哭，那哭声很凄惨，说得人毛骨悚然。

    我们知道，这些传说都不靠谱，究竟是谁把鸡偷走了，我们倒情愿相信是黄鼠狼干的，因为先前在房子周围看到过这种神秘的小动物。这个谜底，直到几十年后鲁志明退休，大家的一次聚会上，酒喝多了，才揭开：原来那天早上，佳如的母鸡就蹲在门口，鲁志明来找思文，我们都不在家，他“顺手牵鸡”，把那只肥肥的老母鸡抱走了。回到电灌站，杀鸡拔毛，在电炉上慢慢地炖，美美地吃了两天。而我和俊生因为偷吃他的板油，几天都没敢去电灌站，所以没人发现他的“劣迹”。佳如笑骂他是“偷鸡贼”，非要罚酒一杯，鲁志明爽快认罚，一饮而尽。大家也情知过去了几十年，说出来就是件下酒的小菜，谁也不会介意。对于那时插队农村饥饿无奈的“偷鸡摸狗”，如今也成为一件件美好的回忆。

塔希提

《青青白杨树》

32

    一张汇款单，像天上掉落的馅饼，让我欣喜若狂，彻夜难眠。这是久无消息的父亲亲自寄来的救命钱。二十元钱，虽然不多，但对饥荒中的我，简直是天文数字。而且不仅是钱的问题，父亲能亲自给我寄钱，表明着他已从数年文革的政治桎梏中解脱出来。这对我的政治影响甚至比温饱还重要。

    汇款单是小农场同学葛长江送来的，不知他怎么会第一时间遇到我的汇款单，或许是他去大队部看见后，带给我的。这一消息不胫而走，引来各路同学，一定要我请客。我一高兴，花了五块钱，在龚集的小饭店摆了一桌，尽管没有酒，却也让同学们过了一把肉瘾。

    紧接着，我收到了父亲和哥哥的来信，知道父亲已经从牛棚里放出，并被结合到原先他被关押的基层林场的领导班子里，而且这个林场，还划归了省生产建设兵团。哥哥姐姐与我约定，今年春节一起聚集到父亲那里过年。我期待着春节的到来，期待着与离别五年的父亲重逢。

    腊月二十，我便动身去了父亲那儿。在一个很小的山区火车站出站口，我见到了白发苍苍的父亲，尽管那年他才五十五岁，却被多年的政治运动折磨得如同年过花甲那般苍老。父亲的背影已不再是我幼时的高大魁梧印象，而是略微躬身，身高似乎变矮了一截。他的谈笑也不再声音洪亮，总是用略带沙哑的嗓音跟我说起这些年发生的事。

    父亲见到五年后长成大小伙子的我，感慨万分，说这些年对不起孩子们和老外婆。说到动情之处，他眼眶里充满着泪花。我知道，这些年来，他历尽磨难，受尽屈辱，就像当初母亲在世的那些年，每逢政治运动他必定挨整，能活过来好好地站在我面前，已经是不容易了。因此我像个小大人那样安慰他说，我们都能理解他，让他别多想，相信九大后的中国会越来越好。好在这些年，父亲单位的造反派还能不定期地给我们寄来点微薄的生活费，让这个在政治上被打倒的走资派一家亲属，还能苟延残喘。

    第二天，哥哥姐姐也结伴到达，一家人高高兴兴相聚在一起。我与哥哥姐姐也有差不多一年没见面，此刻姐姐说我长高了，变结实了，我一点也不怀疑，确实，这一年的辛劳和艰苦，使我成长起来，渐渐变得成熟。毕竟，我已经早过了十五岁，再过几个月，就整整十六周岁了。

    父亲给我们看他买的一条大鳜鱼，差不多有五斤重，说是等我们来吃的，他亲自给我们做糖醋鳜鱼。我们四人吃了两顿，才把鳜鱼吃完。过惯了农村苦日子的我们兄妹三人，在父亲这儿放开了吃，如同提前过年一般。

    父亲新单位地处东部山区，延绵几百里的森林都属于他们管辖，条件艰苦是可想而知的。夜晚没有电，全靠团部自己发电，定时供电，下属的连队更是连发电机都没有，只能点煤油灯照明。交通不便使得山里很多土特产运不出去，城市里的工业品也无法与居民见面。单位只有一个供销社，供应一些生活必需品和凭票供应的物品，想买更好更多一点的东西，只能徒步二十多里，翻山越岭，到最近的集镇或者县城。只有特别需要时，父亲才会申请用车，而且凡是私用时，其费用一律按照规定从工资中扣除。单位有学校，有医院，有邮局，还有食堂，俨然就是一个封闭的小社会。

    可知父亲在此工作，条件非常艰苦，但条件再艰苦，也远胜过政治上被打倒。所以，父亲在这里很开心，谈笑间，还有些革命的英雄主义加浪漫主义。我们很高兴地看到，他心态没有被长年的政治阴暗面折磨而扭曲，反倒更加坚定地相信党和人民。直到后来很多年，我们才更深深地认识到，这是一位不屈不挠的革命者，是真正的老布尔什维克。正是有了这一批老的革命者，中国才走出封建专制的阴霾，将历史推进到改革开放的新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