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实知青小说连载：《青青白杨树》 （全文完）

林木

俺只看到第三篇，有时间继续拜读。

塔希提

林木 发表于 2014-2-27 2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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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俺真佩服你的记忆力，生产队和那么多的人名，以及都分在哪个队，都记得那么清晰，佩服！

谢谢朋友赏读。因为印象深刻，难难忘的岁月啊。

塔希提

林木 发表于 2014-2-27 2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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俺只看到第三篇，有时间继续拜读。

谢谢朋友了，欢迎随时光临！

塔希提

《青青白杨树》

42

    那年夏天，我在大队的宣传队里断断续续混了差不多三个月，跟大家相处得非常和睦。好朋友里不但有辛在好，还有位刚退伍的青年黄志刚，住在前头黄庄，恰巧是我们后邵生产队“皮匠”的准女婿，这就把我俩的关系拉近了一步。我去他村里玩的时候，跟他一起钓鱼，采野菱角，回来烧着吃。当然我们不会独享，总要拉上俊生和樊五一，人多玩起来更热闹。

    地里的庄稼渐渐由绿变黄，又一年的秋收就要到来。

    那种没日没夜的辛劳，又要开始，让人难忘，也让人成熟。我的身高和体重，都在磨练中增加着，思想也更加活跃。在那盛行个人迷信和个人崇拜的年代，年轻人似乎都有着逆反的心理，越是不让唱的歌，越是要唱，越是不让看的书，也越是要看。就在那时，南京知青之歌在知青中盛行，不仅是这首歌好听，唱出了我们知青的心声，而且因为听说这首歌的词曲作者被当作现行反革命而逮捕，我们怀着心中的那份反叛情绪，也偷偷跟着唱起了“修地球”的“反动歌曲”，同时还传阅起禁书手抄本《梅花党》。但无论经过多少风雨，我们都像路边村头的那棵棵白杨树那样，临风挺立，一天天地在茁壮成长，一天天地健壮成熟起来。

    一个爆炸性的消息，让我们这些整天劳作、疲惫不堪的知青为之振奋：省城开始面向知青招工，每个生产队有一个名额。当然，这需要队里贫下中农的推荐，还要通过大队支委会的同意。我们后邵四人中，佳如是老大，年纪最大，表现也公认不错，最终被生产队和大队确定为招工对象。这便意味着佳如就要成为一名光荣的工人阶级成员，永远地离开后邵，离开这片艰苦的土地。

    作为老小，我肯定不会有任何非分之想，也绝不会与老大相争，但思文和俊生都比我大，他们究竟有没有想法，不得而知。表面上看来，好像大家都风平浪静，实际上一定会有一番内心的斗争。好在大家相处近两年，差不多像兄弟一般，也就不会有谁在这关键时刻插上一杠子，去坏佳如的好事。当然，生产队和大队的意见决定了一切，即便有什么想法，也只能放在心里。佳如也当仁不让，觉得是非他莫属了。

    国庆节前，佳如最终如愿以偿地回到了省城，在一家量具刃具厂当上了工人。这是我们省自1968年9月第一批上山下乡以来，第一次有成批回城的事件。尽管还有绝大多数人仍然坚守在农村，但终究让我们看到了希望，也使得“一辈子扎根农村”的极左梦幻的泡沫破灭。

    与此同时，我们大队后陈的樊五一、小农场的孙杰德，李圩大队后朱的西国安、西黄的黎宏梅、东黄的余中慧都同批上调回了省城，与佳如同厂工作。几乎每个生产队知青组都走了一人。四人居住的知青屋，剩下了三人，思文在秋收后，很快又回到公社农机站参加秋后的冬耕，只有我和俊生坚守着后邵的知青点。

塔希提

《青青白杨树》

43

    当秋收农忙稍微停歇时，俊生总是时不时地往家里跑，不知道他是真的回家，还是又去看望他父亲。这段时间，似乎他一直在跟父亲保持着来往，也源源不断地收到父亲的汇款和来信。倒是我一直在找机会，向大队邵书记试探地询问陈星楠的下落。

    那天收工后，邵书记来到我们知青屋，见只我一人在家，便含着烟袋，跟我聊了起来。他可能是出于佳如走后，担心我们会有思想波动，想了解一下我们三个人的思想动态吧。我趁机问道：

    “邵书记，我想打听一个人，不知道您听说过没有？”

    邵书记眯着眼，吧嗒着烟袋，望着我。

   “我们县里早先有位书记，叫陈星楠，您听说过吗？不知道文革这几年情况怎么样？”

    邵书记一听我说到陈星楠的名字，立刻眼光放亮：“陈星楠是我们的县委书记呀，我怎么不认得？每次去县里开三干会，我们都听他的报告呢。”

    听邵书记这么一说，我高兴极了，于是大胆地跟进：“那么他现在还在位是吧？您有没有机会见到他？”

   “有哇，下个礼拜刚巧我要去开会，一定能见到他？怎么，你认识他？”

    “哦，他是我父亲的战友，好多年没有联系了，让我帮着打听打听他的下落。这样的话，您去开会时，能帮我带封信给陈书记吗？”我趁热打铁。

    “当然可以，你交给我，放一百个心吧！我一定会亲手交给陈书记的。呵呵，真没想到呀，你居然认识县里陈书记，也让我这个大队书记脸上有光呀！”邵书记满面红光，兴高采烈地拿烟袋杆比划着。

    就这样，一封信转辗送到了陈星楠的手中。中断了七年的联系，如今由我接上了头。

    十天后，邵书记回到村里，第一件事就是跑来告诉我，信已经由他亲手递到了陈书记手里，陈书记还跟他握了手呢。说到这里，邵书记兴奋不已，眉飞色舞地描述着他怎么在休会期间，通过陈书记的秘书，见到了这位县委书记，连一同去开会的高皇公社的李书记也感到脸上有光。
    当时，我并不知道，后朱的蔡清和早就跟陈书记联系上，并且身为濉阜铁路建设总指挥的蔡清和父亲也已经多次与陈星楠见过面。但陈书记只知道，蔡清和在我们高皇公社插队，却不知道我在这里。估计是蔡清和父亲并没对儿子说起过我们家与陈星楠家的关系，而且他也一定没跟他父亲提起过我父亲。

塔希提

《青青白杨树》

44

    在十月底的一次下基层视察工作时，陈星楠来到了高皇公社，顺便到后邵和后朱看望我和蔡清和。

    我并不知道，此刻的陈星楠，早已被人民日报树立为“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典型。陈书记每次下基层，都是身背背包、脚穿草鞋，头带草帽，颈搭毛巾，完全一副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和个人形象。此次来到高皇，也是一人独行，没打招呼，突然到来。

    邵书记一接到公社李书记的通知，马上就跑来告诉我，说陈书记就要来我们生产队了。我心情也很激动，和邵书记一起，站在村口，等候着陈书记的到来。

    陈星楠先是到了后朱看望蔡清和，不巧这家伙回家去了，后朱的同学柴席文和汪冀中陪同李圩大队的李友好书记接待了陈书记。据说那天陈书记正好在蔡清和的床上发现了一本线装本《今古奇观》，于是批评他们，不要看这些封资修的书，要多看革命书籍，看当代作家写的书。事后，蔡清和提起这件事时，还满腹委屈地说，真不知道是谁把这本书塞到他的床上，惹得后来传到他家人那里，被父亲好一顿骂。

    当陈书记来到我们知青屋时，思文和俊生正好都在。俊生拿出“白纸包”香烟递给陈书记，被陈书记批评道：“你们这么小的年纪就抽烟，不对头。”

    说着他拿出自己的“奔月”牌香烟，分给邵书记和我们抽。我不敢抽，摇摇手，俊生欣然接了过去，连从不抽烟的思文也点了一根。

    陈书记当众喊了我的小名字，弄得我很难为情。那是我出生时，妈妈给我起的乳名，被陈书记一喊，后来全村人都跟着喊起来。陈书记一定知道我的大名，那封信上，我也落款大名的，可他偏偏喊出我的小名，虽然让我不好意思，却也恰恰证明了他家与我家的渊源。惹得邵书记后来逢人便告：“连小名都知道，可见他家跟陈书记关系不一般。”

    陈星楠走后，我也成为大队的“名人”，不但是小名出了名，更重要的是，大家都知道了我与县委书记的关系，都说有了这样硬的后台，下次招工时一定能回城。我把陈星楠来看我的消息写信告诉了父亲，他显然也很高兴，但又在信中叮嘱道，千万别给陈叔叔惹麻烦。

    秋收后，我们每人都分到了很多山芋，当然还有稻子、高粱和豆类。因为今年午季收成好，秋后结账时，当年的工分值为每十分工三毛二分钱，整整比去年翻了一倍。分粮后，我和俊生每人还得到五十多元，这对我来说，真是一笔不小的财富。由于稻子分得多，加上去年的山芋大都烂在了地窖里的原因，所以今年我们索性不再窖山芋，而是拉到田家庵去卖。

    我和俊生两人差不多有三千斤山芋，除掉留些吃的，把剩下的都准备卖掉。于是找村里人借了两辆架子车，还请邵云良和邵才庭俩人帮忙，一起去。

    我们起了个大早，两辆架子车装得满满的，每辆车一人扶把，一人拉绳，一前一后地沿着大路往田家庵赶。好不容易过了淮河，才知道那边的山芋卖不出价钱，只四分钱一斤。既然来了，也只能就地卖掉，于是拉到街上路边，叫卖起来。

    这里的居民都很滑头，一会儿说太贵，一会儿说我们秤不准，围了一大圈子人，没几个真买的。这些山芋都经过我们精心挑选，外观很漂亮，差不多不好看的，都被我们留下自己吃了，所以没人说山芋不好。买卖双方争了半天，最后我们让步，三分半一斤，他们便呼啦一下子上来，纷纷抢着买，不一会儿，两车山芋被卖一空，可我们算算账，平均也只摊到三分钱一斤，因为山芋装车前，我们都称过重量，两车加起来足有二千五百斤，而手里拿到的钱连八十元都没。
    估计是刚才那一阵子乱哄哄抢买时，有不少被人偷偷拿走或者根本就是少算给人家钱了。事到如今，只好认了，除去给邵云良和邵才庭每人五元的工钱，再去街上吃上一顿锅贴羊肉汤，也就剩下六十元，我和俊生每人分得三十元。对我来说，这些钱应该是个不错的数目。
    我们美美地吃饱后，在街上兜了一圈，怀里揣着钱，拉着空架子车，心情愉悦地往回走，一边走，一边唱着歌，只是我和俊生唱的是正儿八经的民歌，而那俩光棍汉，却嘶着嗓子满嘴淫腔淫调，惹得我和俊生大骂他们是流氓。看来是不是流氓无所谓，只要过瘾开心，任我们怎么骂，他俩照样开怀地唱，而且越唱调门越高。

塔希提

《青青白杨树》

45

    当俊生再一次回家探亲时，我便不再自己开伙，干脆到其他同学处混饭吃，反正他们也经常来我们这里吃饭，有来无往非礼也。

    那天去东黄生产队，快到中午时分，还没进门，便闻得一股子荤腥的香味。尽管这段日子手头比较宽裕，但我们这些历经苦难、已经学会细水长流过日子的人，还是不舍得买肉吃。所以，当我闻到这股子香味时，便知道今天有口福，遇到他们开荤了。

    我老远便喊：“哈哈，今天我有口福呀！”

    进门一看，章本午歪在床上看书，于红岭蹲在灶台下烧火。见我到来，于红岭一下子从灶台前站起来问：“什么口福？”

    我问：“今天是不是开荤啦？这么香！”

    于红岭笑道：“哪里啊，只是昨天和章本午钓的几条小鱼，你要想吃，就一块儿吃吧！”

    我看了看他的眼神，从他那狡黠的目光里感觉到有些躲藏的意味，再仔细地闻闻，肯定不是鱼味，便诈他：“别懵我，我知道是什么，根本不是鱼。”

    章本午此刻也帮着于红岭遮掩：“就是鱼，而且只有三条小鱼，你来了，正好一人一条，我俩每人匀半条给你呗。”

    说完，他俩对视一笑。这下子我敢肯定他们在说谎，于是立刻断定：“绝对不是鱼，我敢说，不是鸡就是鸭。老实交代，哪来的？”

    说完，就去揭锅盖。于红岭捂着锅盖，不让揭。我越加觉得他俩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在瞒着我。我跟于红岭争着，最后还是我力气大，可是锅盖揭开后，只有米饭和一碗小鱼，确实没有别的。

    于红岭哈哈大笑说：“怎么样？还不信。咱们什么关系，怎么会骗老小呢？”

    章本午也跟着一起笑话我：“这下不自信了吧？”

    我还是半信半疑，分明那味道不是鱼味，可锅里只有一碗蒸在饭上的小鱼呀。我突然回头看着章本午，从我进来，到揭开锅盖，他一直都没挪窝，拿着那本书，似看非看，身下的那床被子窝成一堆。

    我慢慢走过去，猛地拉起章本午，再把被子一掀，好家伙，被子里藏着热乎乎的一个大碗，用搪瓷盆盖着，香味立刻浓烈起来。

    见我拆穿了他们的西洋镜，俩人马上就转言道：“既然老小发现了，只好大家共产主义啦。”

    我掀开搪瓷盆一看，哈哈，香喷喷的咸鸭子！这俩家伙，一定是听见我来的声音，转手便把鸭子藏了起来，鬼点子还真多，不但藏进章本午那狗窝，还假装看书躺在被子上，让于红岭人模狗样地继续做饭，舍车保帅地只交代出小鱼。也不看看我是谁，鼻子这么尖，还能连鱼味和咸鸭子味道都分不清？

    “老实交代，哪来的咸鸭子？”我乘胜追击：“你俩我还不了解，肯定不会是花钱买来的。后朱的吧？”

    因为我见过后朱同学养过鸭子，知青里也只有他们养。于红岭只好一五一十地把咸鸭子的来龙去脉告诉了我。

    原来，这鸭子真是后朱的。后朱知青屋在一条小水沟边，在柴席文提议下，他们四人在春天养了八只鸭子。中秋时分，西国安招工回城，大家宰了只鸭子，为组长饯行，每人还分一只，带回家，还剩三只，便腌了起来，交给村里一个看房子的小青年，帮忙顺带每天有太阳时拿出来晒晒。章本午和于红岭俩人不知从哪儿得知了这一消息，便到后朱，对那位看房子的小伙子说：“柴席文他们有没有对你说啊，这三只鸭子里，有一只是留给我们的。”那傻小子很老实，说：“没有，但要是有你们的，你们就拿去好了。”所以，这俩人便轻而易举地得到了那只咸鸭子。刚才我看见的，只是半只，还有半只生的，正挂在外面晒呢。

    听完于红岭的故事，我心里好笑：你俩轻松得手，把人家辛苦养大的鸭子骗来，我更是不费吹灰之力，还不用背上骗的名声，就可以吃到鸭子。

    同学之间这种有福共享是天经地义的，不吃白不吃。于是，三人白米饭就着咸鸭子和小鱼，美美地吃了起来。我突然想到，还有半只，假如是糯米饭上蒸咸鸭子，不是更香吗？于是把这一想法告诉他们俩：“我也不能白吃你们骗来的鸭子，我出糯米，晚上把那半只放在糯米饭上蒸，怎么样？”

    他俩也知道躲不过，既然被我知道，好歹会把那半只吃掉才肯罢休，恰好我提出拿糯米，而他们今年没有分得糯米，于是便顺水推舟，同意了。

    果然，晚餐时，我整整五斤糯米，被煮在锅里，上面躺着半只咸鸭子，那滋味，真是世界上最美最香的食物，三人吃得精光，还整整回味一晚上呢。

塔希提

《青青白杨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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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褚友贞大姐生了个儿子，这是我们知青的后代呀。我和俊生得知后，赶忙买了两斤红糖，去看望月子里的褚大姐。进屋时，她正坐在床头，头上扎了条毛巾，怀里抱着红皮嫩肉的新生儿。见我俩来看她，开心地笑着，把儿子给我们看。这时，后陈只有褚大姐了。陈霞早就一去不返，樊五一招工回城，徐有莺大姐不知去了哪里，唯有褚大姐嫁了人，哪也去不成。

    老油子看见褚大姐给他家续了香火，高兴地只顾笑，蹲在门前，烟袋含在嘴里，还不停地咧着嘴。倒是她婆婆忙前忙后地招呼着，褚大姐的月子肯定也是婆婆照顾。

    回来后，俊生告诉我，这段时间他跑回家几次，其实主要是往父亲那里跑。他父亲给他介绍了一位对象，从姑娘的照片上看起来倒是很清秀可爱，可她是农村的，家庭条件个人条件虽然都不错，毕竟将来要在农村里过一辈子的。何况他们还离这么远，俊生就算转到那边的农村，他也要面对自己的妈妈，胡阿姨知道了，肯定会坚决反对。

    我问俊生自己怎么打算，他也不置可否，拿不定主意，才告诉了我。我劝他不要因小失大，我们这边难说不会再有招工的情况，一旦陷进去，就很难拔出来。他也犹豫着，说暂时不再去了，等段时间再说吧。

    思文出了个事故，在开拖拉机犁地时，不知怎么竟把左脚弄骨折了，说是被拖拉机履带夹伤的，真想不出，一个大活人，开拖拉机怎么会开到履带里面去呢。在公社医院打好石膏后，我们把他接回来养伤。伤筋动骨一百天呢，眼下才十一月，到春节都不定会不会好。他家举家下放到江南后，离得太远，自己一人无法回家，加上他也不愿让家里知道，怕他们担心，只好住在后邵，由我和俊生轮流照顾。因为是工伤，公社可以报销医药费，而且养伤期间还能拿到补贴，这样至少可以解除一些后顾之忧。

    佳如走后，思文回来的本来就少，知青屋大多是我和俊生住。分家之后，我和俊生一起开伙，现在要照顾思文，也就等于我们三人又拢到了一起。这让我又重新找回了刚插队时在一个锅里吃饭的感觉，大家还是兄弟，还是一家，东西也不须分得那么清。待他能下地时，我们给他做了一根拐杖，这样他自己可以下来活动活动，做些简单的自理。当我和俊生出工去时，思文便自己一人在家，甚至可以一拐一瘸地帮忙做些准备，等我们收工后马上就能点火烧饭。

    这样的日子过得既慢又快，慢的是，思文的脚伤还得一天天地等啊熬的，恢复起来很慢；快的是眼看就要到年底了，第二批招工却毫无消息。我们每天都盼望着，幻想着，幻想哪怕队里要我不吃不喝连续干几天活，就能让我回城，我都愿意；或者我把身上的钱和剩下的粮食全部给队里，只要能让我回城。可是，幻想毕竟是幻想，现实中，我们还得耐心地等待着。

贰零壹肆我来了

无言楼哥 发表于 2013-12-12 1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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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年的12月12日，初中还没有毕业的我，脸上带着稚气与好奇的神情，告别了故乡——上海，踏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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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希提

《青青白杨树》

47

    第二批招工的消息终于被我们等到了。

    那天，大队邵书记笑盈盈地来到我们知青屋，告诉我和思文，这次招工名额比上次多很多，而且公社开会说，后面会继续有第三批。所以这次后邵分得的两个名额，他已经跟邵有礼队长说好，先让思文和我走，接下来再让俊生走。俊生知道后心里很难过，但也觉得很难跟我们争，于是干脆痛痛快快地等第三批的到来。我知道，邵书记肯定会因为陈星楠而优先把名额给我，这一点，再笨的人都会想得出。我也就和前面家如一样，当仁不让，好在还有思文也一起走，不显得我是在搞特殊化。

    这次的招工，真的是大批走人，几乎所有的同学，都先后被推荐。我们村是我和思文，后陈是徐有莺，小农场是葛长江和林智华，后朱是蔡清和、汪冀中，东黄是章本午、于红岭、胡科华，西黄是庞慧敏，连西王大队的严大宝都在招工之列。我们走后，紧接着便是第三批，剩余的差不多都拿到了推荐表。只是由于各种原因，有几位没能走掉。后陈的褚大姐因为跟当地人结婚，所以政策上不能再回城；西黄的万斯琴由于跟村里一位刚参军的青年谈恋爱，部队特别关照，不准她回城。俊生当然也拿到了第三批推荐表，却终因父亲问题影响，政审不合格，被留在了后邵。

    一周后，我和思文接到通知去县城医院体检。县城离我们很远，必须步行十八里路，到田家庵坐船，再走五十里水路，才能到达。而此刻的思文，虽然能拄着拐杖慢慢地走，但这十八里路，自己走完还不行。我一咬牙，对思文说：“来吧，我背着你走！”思文先是不同意，但也没别的辙，只好让我背着，走过那漫长的十八里地。

    那天，俊生起早为我们做了早饭。我们吃饱了，一早就出发。一路上，我背着思文，走走歇歇，有时思文看我实在太累，也自己一拐一瘸地撑着走，冬天的阳光照在身上，虽然温度不高，但我浑身都被汗湿透了。艰苦的十八里路终于走到了头，翻过大坝便是渡口。我们坚持着走完最后一程，上了渡船，在淮河的波浪中，一摇一晃地渡过了淮河。

    我买好船票，已经快到中午，我们就近买了点东西填饱肚子，便上了下午一点的船。已经没有心思去欣赏淮河沿岸的风光，冬季的大坝，也光秃秃的，此刻的白杨树早已落尽了树叶，只剩下粗壮的树干和光秃秃的枝桠。望着那些挺立在淮河岸边的白杨树，回顾这两年来的历程，无限辛酸感慨涌上心头。是啊，我们不就是那挺拔的白杨树吗？任凭条件多么艰苦，任凭风雨多么变幻，我们都挺过来了，而且还渐渐地长大成熟。

    思文一定也在想着类似的事情，没有说话，只是呆呆地看着渐渐远去的河岸和船舷外泛起的波涛。对于我的帮助，他一直都挂记心间。患难时刻见真情，这句话千真万确。我和思文虽然第二年不在一个锅里吃过饭，但他作为知青组长，一直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我和俊生从未因为分家而对他有怨言，反倒是始终如一地把他当作老大哥。一直回到了省城，在一个单位工作，几十年来，无论分开还是相聚，我们的关系始终如一，亲密无间。

    在县城体检时，我们遇到了徐有莺大姐，但可悲的是，她当时怀有五个月的身孕，尽管用腰带勒得很紧，最终还是被体检医生查出。这一新闻立刻传遍了知青各队，我也被这突如其来的事件弄得晕头转向，怎么也不敢相信，我曾经最敬重的徐大姐，虽然这段时间没有怎么来往，这也是因为她总是不在后陈，但怎么也没想到她会做出这等未婚先孕的丢人事。这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这种事情总是被众人所不齿的。大家都带着鄙视的目光看待徐有莺，在当时，作风不好是人之大忌，所以我也不敢与她再亲近，只能和同学们一样，远远地看着事态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