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实知青小说连载：《青青白杨树》 （全文完）

塔希提

《青青白杨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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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亲与我们三人商量着，是不是也把年幼的妹妹接来一起过年。最后由哥哥出面回家，跟外婆商量，把妹妹接来。但那一年春节，却让因外孙女离开而单独过年的外婆，更是愁白了头。我想，可怜的年迈的外婆，一定总是一个人拄着拐杖，孤苦伶仃地站在家门口，望眼欲穿地盼望孩子们早日回家。

    妹妹终于被哥哥接到了父亲这里，在一个寒冷的早晨，坐了一整夜火车的妹妹，站在了我的面前。半年不见，妹妹似乎长大了不少，七岁的稚气掩不住穷苦家庭孩子的那种懂事，说起话来一套套，无不充满着对外婆的担心，让我听起来格外心酸。
    在她眼里的父亲，是一个只知有其人未知其形的长辈，当她看见父亲弯腰要抱她时，甚至羞怯地往我身后躲藏，或许她的记忆里还残存着父亲五年前的模糊轮廓，但终究没有印象没有感情，陌生远大于亲情。最后，妹妹听了我的话，依附到父亲的怀里，用一种好奇的眼神抬头望着传说中的父亲。此时此刻，我们都很怀念离世五年的妈妈，若是妈妈还在，我们又是一个幸福完整的家呀。

    山区的春节，丝毫没有城市里的气氛，没有除夕的鞭炮，只有家家户户门口红红的新联。我们兄妹四人，跟着父亲走门串户，给各位长辈们拜年，口袋里也装满了各家的糖果花生瓜子。
    父亲还专程带我们去看望了远在十几里路之外山村里的的一户人家，让我们喊那家老人为爷爷奶奶。我们在淳朴而厚道的山民家吃了午饭，之前他们恰巧打到了一只野鸡，还有猪肉炖粉条，花生瓜子更是装满了兜。在回来的路上才知道，就是这家“爷爷奶奶”，在父亲最艰难的时刻，多次冒着被造反派发现的危险，偷偷到牛棚给父亲送去山芋窝头和水，父亲才算熬过那段可怕的日子，这种救命之恩，让父亲没齿难忘。我们也懂得“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的道理，在过年的那些天，隔三差五地去看望和陪伴那对孤寡老人。

    发电机的管理者是一位前支左部队的现役军人，在父亲未解放时，便有同情他的倾向，被部队勒令转业，留在了林场。因此父亲与他结拜了干兄弟，让我们喊他为干爸，喊他妻子为干妈，弄得那位才不到三十岁的干妈很害羞，一喊她时，脸就通红，倒是干爸很干脆，还保持着军人的豁达和干练。

    有一次，父亲带我们去二十多里路外的一个集镇，不但是逛街，更重要的是大家照一张相留念。我们打小就很少有照片，一岁之后基本就没有拍照的家境条件，所以这张照片的拍摄，得到了全体的赞成。父亲虽然没说，但谁能保证这张照片之后，什么时候才再能拍上一张呢？我们都很珍惜这次与父亲团聚的机会，依次都很认真地做了准备。在街上，碰巧遇到那位干妈，大家邀请她一起拍了照片。搞得后来干爸大有微词，戏说我们偏心，没有带他拍照片。

    干爸有一支小手 枪，这是单位配发给他的武器。他在高兴之余，总是拿出来给我们玩，还带着我们去山沟里实弹射击。那是我第一次真枪实弹开火，结果子弹打偏了，连目标的边都没擦着。

    山区的夜晚不但寒冷，而且死一般沉寂。当发电机停止工作后，整个团部和山野混为一体。有天夜里，我们正在睡觉，一种奇怪的声音把我惊醒。只见窗户上一只高大的黑影，趴在窗台前。父亲和哥哥姐姐早已起身，轻轻地躲在床边。父亲手里拿着一把五四手 枪，正示意我别出声。我定神一看，是一只野兽，而且是童话里的那种大灰狼，可能是冬季没有食物，跑到居民区来找东西吃。因为窗户上部悬挂着一只父亲做的风鸡，那狼的目光真敏锐。这只大灰狼趴在窗台上，旁边的地上还蹲在一只。父亲突然对着狼脸，打开了手电筒，雪亮的光束直逼那对闪着绿光的狼眼睛，吓得大灰狼往后一倒，摔掉在窗外，连同另外一只狼，一跑一颠地慌忙逃窜。我的心脏也被这一连串的情景惊得怦怦跳。父亲说，没事了，快睡觉去吧。
    第二天，当我对妹妹说起时，小丫头竟然闹着说，为什么不喊她起来看大灰狼。我们都说，你要是起来，还不被大灰狼当晚饭呀，我们不舍得，所以就没喊你啦。大家在一起嬉戏，直逗得她破涕为笑为止。

    正月很快过去，山区的日子虽然艰苦，一家人能如此其乐融融地在一起过了这么长久，在我们家庭史上也算不多见。春节后，我们必须回到农村，继续着插队生活。父亲坚持把妹妹留在他身边，于是我们兄妹在此告别后，各奔东西。我们并不知道，随后没多久，父亲因工作原因，把妹妹送到乡下的一户农家寄养，一直到第二年我们回城参加工作，才把她接回省城的家。这一年多，外婆的孤苦自不必说，妹妹也学会了一口乡下话，变成一位地地道道的农村丑小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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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插队的第二年春节，我没有回去看望外婆，而是跟父亲及其他哥哥姐姐妹妹一起，让父亲尽享短暂的天伦之乐。而这边，孤苦伶仃的外婆却眼巴巴地望着我们兄妹早一天回家，早一天把妹妹带回来。可我，却没能让她如愿，这是我心中内疚了许久的一件憾事。

    过完年，俊生也回到了后邵。开春之初，生产队并无太多的活儿可做。我们串门到其他各组，大多同学都没回来。申思平倒是很积极地回到了西黄，爱情的力量真是很伟大。俊生在春节期间已经上门拜年，准丈母娘很喜欢这位女儿看中的青年。

    我发现俊生近来好像颇有心事，不再像以前那么爱开玩笑，话也少起来。按理申思平和他相处得很好，为什么还会有这种现象呢？原来，俊生此时正纠结在一件家事中。他的父亲不知从什么渠道得知了他的地址，频频给他写信汇款，这使得俊生原本平静的心，一次次掀起波澜。

    我知道俊生的家庭背景，知道他妈妈的苦楚，更知道俊生坚定不移与父亲断绝关系的立场。早在去年底，俊生就接到过父亲的来信，而且每次接到信，他都是连看也不看，便立刻烧毁，汇款也拒绝接收，让邮局原封不动地退回。可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他不但看了信，收了钱，而且还给父亲回了信，取得了联系。或许是申思平的影响，使他发生了对父亲感情的变化。当然，这一切，俊生都瞒着他妈妈，因为他知道妈妈知情的后果。

    可是，纸里包不住火，这事情终于有一天被母亲发现。于是他妈妈发疯了一样，跟他拼命，要他滚。这就是俊生近期心情不好的真正原因。他不能拒绝现实中思子心切的父亲，也不愿意伤母亲的心，因此左右为难。他把这一切告诉了我，还邀请我陪他去看望父亲。我正因为春节没回家而踌躇，也就顺理成章地同意成行。

    三月下旬，当南方的树木还未吐出绿芽，河上的青青柳丝已经昭示着春天的脚步渐近。我跟俊生按照地址，找到了他父亲被监督劳动的农村。因为他父亲原先就是部队的军医，被部队开除军籍后，一直被作为历史反 革命管制。可能是这里的乡亲们并没有觉得这位反 革命的可怕，反倒是在大家遇到疾病痛苦而农村缺医少药时，他都能出手相救，渐渐地对他的感恩之情，化作了友谊，即使在风暴席卷的文革期间，这个僻静的小乡村，也没使他父亲过多为难，还是照旧地劳动生活，顺便帮助救治伤病的乡亲们。所以，俊生到来时，并未感到这是一个被妖魔化的看押历史反 革命的环境，反倒是一处充满温馨的家。尽管他父亲没有再婚，仍然独居，但家里的一切都收拾得井井有条，整整齐齐。我腾出更多的时间空间，让这对分别十年的父子独处相聚。因为对于这种长久的骨肉分离，我深有体会。我们在这里住了三天后，便转道回到我家，看望外婆。

    外婆没想到我会回来，尽管她每日都在盼望。我和俊生的出现使她惊讶万分，她呆呆地在门口看着我，半晌才赶紧让我们进门。当我得知妹妹的离开，使她的日子更加难熬时，不由地陪她伤心落泪，同时也尽力劝她不要太难过。父亲也是出于好心，觉得外婆这么大把年纪还要为孩子操心，却忽略了多年来外婆与妹妹相依为命的那份情感。我在家里排行在后，也是人轻言微，不能保证什么时候能把妹妹接回来，但我表示一定竭力说服父亲，让妹妹早日回到外婆身边。好在外婆能读书识字，自己订阅一份报纸，还有几部古典文学陪伴着她，使得漫漫岁月的煎熬有一点精神上的支撑和解闷消烦的渠道。

    在家住了几日后，我和俊生又回到了后邵。同学们也渐渐都回来了，只有后陈的陈霞仍无踪影。自从后陈几位大姐分家后，徐有莺大姐的脾气变得孤僻古怪起来，有时好好地跟她说话，莫名其妙地就对人发火，搞得我们都不大敢跟她多说什么。只有褚友贞和樊五一还一如往常。但褚大姐好像最近出了点情况，据说是有人做媒，要把她嫁给队里一位小他三岁的陈国忠。而后者家境充盈，在村里是有名的富户，他父亲有个诨号叫“老油子”，家里开了一间油坊，陈家父子靠着油坊把日子过得很红火。

    从插队后我们一直宣扬的要长期扎根农村的角度看，嫁给农村人倒也无可厚非，只是大家都觉得他们之间有很多差异，将来的情况谁无法难预料。每当我问褚大姐时，她都低头不语，像做了件错事。
    但我知道她穷困的家境，真的能出嫁，可以给肩负重担的父亲和卧病在床的母亲减轻一点负担。这是我们同来的知青第一位出嫁，原本应该帮她喜气洋洋、热热闹闹地办一场婚事，可她竟然瞒着所有同学，在悄无声息中，住到了陈家，直到肚子大得显形后，我们才知道，生米已经煮成了熟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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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回了一趟家，我和俊生明显没有佳如和思文工分挣得多，回来后，我们得拼命赶上去，我可不想被人耻笑说我们干不过老大他们。于是这段时间，除了非去不可的地方，哪里也不去，一心只想挣工分。

    四月底，高皇区拆区并社，庙新公社取消了编制，并入了高皇大公社。这样，大队所有的活动，包括知青的有关工作，都归到高皇，我们去高皇的机会也比以前多起来。

    公社农机站需要选派一批知青学开拖拉机，每个大队一名，我们邵圩大队的名额被大队邵书记分给了后邵，而后邵则决定让思文去学；李圩大队则派了鲁志明去。没想到的是，西王的严大宝居然刚从家回来，就遇到这等好事，也被选派去。她属于到西边一个大队，那边没几位知青，她又能说会道，所以便得了便宜。

    这让我很失落，我也很想去开拖拉机。以前看见电影里那些身穿背带裤，开着拖拉机的农机手，多神气，要是我也能这样，那该多好！可是遗憾归遗憾，想想也是，这么多同学，哪能个个轮到呢？既然没去成，那就乖乖地在队里干活挣工分吧。

    因为太远，开拖拉机的几位同学平常住在公社农机站，差不多十天半个月才能回来一次。思文每次回来，都会跟我们说些新鲜事，什么叫“履带式”，什么叫“轮式”；哪一种拖拉机是“东方红—75”，哪一种是“铁牛—40”。他们每人还有师傅，除了上理论课外，已经开始上机实习。师傅会手把手地教徒弟；作为徒弟，也把师傅当成神一样敬重，不但言听计从，而且端茶递水拿毛巾，时不时地还要买包香烟孝敬着。直到他们独立驾驶拖拉机，才从这种从师的“苦海”中解脱出来。

    一马平川的淮北平原，最不缺的就是大田，三五十亩的，根本不稀罕，就像我们后邵的大田。这给拖拉机作业带来了便利，而且为了便于机耕，差不多几个队的田都集中到一片，让拖拉机耕地。午收后，拖拉机更是派上用场，在一望无际的大平原上耕作着。

    夏日的酷暑，加上拖拉机散发的高温，驾驶室里滚烫。特别是东方红那种“履带式”，到处是烫手的金属，毫无遮挡的大田里，拖拉机就像烘箱，把人能炕干。此时的思文和鲁志明，再也没有起初驾驶拖拉机的优越感，更多的是满身臭汗和两手油污，倘若遇到拖拉机熄火出故障，更是一头雾水，甚至连吃饭都顾不上。他们平常就餐都是就近，为哪个生产队犁地，就由哪个队做饭送去，还有香烟招待。从这一点上说，是人家求他们，这倒也不错，至少不用求人。所以，此刻优越感又会重新回到他们的脸上。

    严大宝的师傅是个血气方刚的中年汉子，带上这么个女徒弟，更是洋洋自得，一度令其他师傅羡慕不已。但严大宝似乎很笨，很多次都被师傅骂哭，惹得思文、鲁志明偷笑不已。而且严大宝身上有狐臭，夏天的味道特别难闻。尽管她用尽方法，喷洒花露水，结果是弄巧成拙，越描越黑，把个师傅熏得直捂鼻子。明明还没出师，便被师傅赶走独立操作，结果在单独作业时闹尽了笑话，被农机站领导好一顿熊。那师傅没辙，只好让她重新回炉，并且一直没敢让她单独犁地。

    夏耕终于结束，插秧天开始。思文回到生产队，继续和我们一起干农活，只待秋后的冬耕再返回农机站。这种半工半农的方式，也挺有意思，不但能挣到队里的每天十分工，而且还能拿到农机站的补贴，顺便接受点需要犁地的生产队的孝敬。

    但思文自己从不抽烟，每次都是把香烟拿回来给村里人抽，也给我们一些。其实，我并不是第一次抽烟，当初插队前，随学校在烟厂学工，我和俊生都干过，偷偷学着工人，拿那些废品跑条烟，跑到车间外面，点燃了抽着玩。之后只要有机会，便会学着抽一支，好像只有这样，自己便长大成人了似的。有时候，俊生会在苦恼时买一包烟，带着我一起抽，久而久之，我也买烟回请他。我们买不起好烟，只能买最便宜的“大丰收”，或者“白纸包”，一包烟八分钱。

    香烟的牌子也能区分出每个人不同的等级，当地的民谚说得好：公社干部“水上漂（东海牌）”；大队干部“猫对猫（双猫牌）”；生产队长“大铁桥（大铁桥牌）”；平头社员“白纸包（大丰收牌）”。这些顺口溜式的总结，再恰当不过，完全是农村各层身份的真实写照。
    当然，我们抽烟只是闹着玩，还没到上瘾的地步，也没有那么多的钱供我们上瘾。而且当地社员也没几个抽“白纸包”，大都只抽旱烟袋，所以我们抽烟的外在条件也不具备，不像后来进了工厂，大小师傅们都抽香烟，在那种环境里，你想不抽都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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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午收季节，我们照样是起早贪黑，玩命地挣工分。所不同的是，今年我们分了家，不像过去那样，四人中留一人烧早饭，而是各奔东西。我和俊生一家，两个人也不需要留一人，只把头天多做的留点第二天一早热了吃。因为思文一直在农机站，极少回来，佳如一人很简单地过着他自己“自斟自饮”的小日子。

    一年多的锻炼，我的身体比刚来时不知道结实多少，体重和身高都在悄悄地增加着，特别是经过去年秋季的扛笆斗，今年午季场上的活儿，没一样难倒我。一笆斗小麦，忽地从地上端起，一个轻巧的下蹲，便落上了左肩头。这时的队里人，再也没人小视我，我很自豪地感到，自己完全是一个大人了，尽管是个实足年龄才刚到十六岁的大人。

    最让人高兴的是，今年河湾地的麦子获得了大丰收，老天爷真是帮忙，整个午季，基本都是晴好天气。真是应了那句“收了大河湾，丰了半拉天”，场地上堆满了急需晒打的麦子，队里也在旁边的地里，新开辟一块场地，没日没夜地收割打场。队里还专门买来鞭炮，敲锣打鼓，在场地上像模像样地举行了庆祝仪式后，才开打河湾地收割的第一场麦子。这喜庆丰收场面，让人激动，也让我记忆犹新。

    果然，在午季分粮时，我们每人都分到二百多斤麦子，比头年多一倍还要多。新麦的收获，让我们又吃上了久违的细粮。品嚼着麦面馍馍，嘴里余香不散，真比过年还快乐。此外，我和俊生每人还预支了十元钱，这都是我们无日无夜拼命干活挣得的劳动果实啊！

    自从父亲“解放”后，我身边的钱也比以往宽裕起来，父亲每月都会给我寄来五元钱，补贴我的生活。当然，其他兄妹也一样。此刻的我，用手中的钱，也会买些好菜请其他同学来吃，以报答他们过去在我最困难时对我的照顾和帮助。

    趁着午季丰收的喜庆，队长邵有礼也把谈了半年的新娘子娶回了家，村里张灯结彩，喜气洋洋，年纪大的嫂子们，都在帮他张罗着婚礼的操办，他也在此前新建了三间草屋，从他哥哥嫂嫂家搬了出来。

    毕竟是队长，又是党员和退伍军人，觉悟肯定比一般社员高。他主张新事新办，不搞铺张浪费，也不大操大办，把珍贵的农忙季节给耽搁了。只一天，全村歇工，吃了一顿酒席，就摆在他和哥哥家两桌，其余人家都只送了喜糖喜烟和办酒席一同烧的菜。我们四人是当然的请客对象，所以我们预先准备了一套新买的毛选精装本，送给这对革命的夫妻。队长也非常珍惜我们的贵重礼物，恭恭敬敬地把毛选请到“宝书台”前。

    新娘子是泥河对岸的人家姑娘，长相虽然一般，可性格外向，大大方方，一点不扭捏，说话也快言快语。或许是嫁到河南边，比北岸农村明显条件好，那种感觉就像掉进了蜜罐子，整天笑盈盈地，给人一种特阳光的感觉。我很喜欢这位“队长娘子”的性格，私下里，我们也一直这么称呼她。嫁过来的第二天，队长娘子便同我们一起下地干活了，尽管是象征性地干些轻活儿，因为第三天按照风俗要回门，毕竟没有哪家的新娘会这么支持农忙，也是队长头带得好，大家越加信服这位队里的领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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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到了插秧季节，我们照例自带干粮和水，身上捆着新买的小板凳，和大家一起，到圩埂区大田插秧。久违一年的蛙鸣和蚂蝗叮咬，此刻也变得亲切，我相信这种感情上的变化，便是一年来劳动磨练的结果。现在的我们，插秧技巧非常娴熟，还时不时地跟那些老手们比赛。队长欣赏着我们的成绩，也偶尔提醒不要因比赛而忽视了插秧质量。

    一天晌午，正当大家埋头在大田里插秧时，天空陡然起了变化。霎时间西北的天边一片黑压压的乌云，渐渐向东南压过来，眼见一场风暴就要来临。有人提醒队长，是不是赶紧回村，因为若是下暴雨，方圆几里地的圩埂大田区，连个躲雨的地方都没有。队长望望天，再看看田里的秧把，果断地说：“大家再坚持一会儿，把剩下的秧把插完再走。”

    秧把被一把一把地插掉，乌云也一步步地遮住了半个天空，远处还有闪电不时地划破黑云。有人开始往大田边缘撤退，队长吆喝着，不许他们离开。但往外跑的人越来越多，只有我们知青四人还坚定不移地跟着队长，坚守秧田。时间就这样一分一秒地过去，秧把也渐渐所剩无几。起风了，一阵狂风，席卷着暑气，吹皱了秧田里的水，吹散了水里的秧苗，吹得人眼难睁，吹得站立不稳。队长这才喊了一声：“走——”，我们跟着队长，冒着狂风，一步步挨着，上了田埂。

    大家顶着风，没命地往村子方向跑。跑着跑着，我突然感到身上被什么砸了一下，还没等我愣过神来，随即头上身上又连续地被砸，视线里的田埂上出现了天上掉落的冰雹。我们喊着，叫着，用手护着头，却还是被鸽蛋大小冰雹砸得生疼。头被砸出了包块，胳膊手都被砸得青一块紫一块，大田一望无际，根本没有藏身之处。
    幸好几十步外有一片高粱地，我们玩命地往那儿跑，能看见的有十几个人先后钻进“青纱帐”，缓解了冰雹的冲击。好在冰雹渐渐稀疏，几分钟后停了下来。我们这才从“青纱帐”里钻出，看看外面风卷残云的世界。高粱地里，许多高粱稞被冰雹砸断砸砸伤。这是我有生以来见过的绝无仅有的一次特大冰雹，浑身的伤痕一个月后才渐渐消褪，那种心灵上的震撼，却永生难忘。

    在冰雹大作时，跑在我们前面的一位外号叫“皮匠”的大叔，每天都随身带着捡粪的粪箕，这是村里年长人的一种习惯，到哪儿都能顺便捡些人粪牛粪，回到生产队，过秤一称，按重量换取工分。这天遇到的紧急意外，让“皮匠”不假思索，把粪箕里的粪肥往田埂上一倒，来不及涮洗，便将粪箕套在头上遮挡冰雹。我们被冰雹砸得自顾不暇，哪里还有心情欣赏他那种急中生智的急救方式，只是瞬间看见的那种农村人特有的另类自救，让我们开了眼——只为了不被冰雹砸破头，全然不顾弄得满头的粪肥。

    这年秋季，高粱的大大减产，与这场罕见的冰雹灾害有着直接关系。据说队长娘子娘家的泥河北岸，冰雹下得比河南边还要大，地里的庄稼差不多都被砸坏，甚至一些不结实的房屋也被砸塌，还有人和牲口被砸伤的事件发生。作为雹灾的重灾区，泥河以北的公社，受到了政府的赈灾救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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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秋种结束后，大队按照公社的部署，成立了以“打击投机倒把”为中心的文艺宣传队，每个生产队抽调一人，我被后邵生产队阴差阳错地选进了宣传队。后陈的樊五一也被选入，宣传队里知青就我俩人，所以，我没有太孤单的感觉，而且很快就融入了这个临时的集体。

    每次参加活动，生产队都会按照俊生他们一样的工分给我，这让我有一种不劳而获的感觉。宣传队里有男有女，都是年轻人，生性活泼，爱说爱闹，热闹非凡。活动地点就在大队部，离我们后邵只有两里路的工夫。我和樊五一每次都约好一起去，樊大姐也喜欢我这个老小。
    在宣传队里，我只会帮忙编编文字材料，什么“对口词”、“三句半”、“诗朗诵”，这些老套的文革时期小节目，那时深受社员们欢迎。具体内容除了政治形势需要，对“投机倒把”行为进行批判打击外，其余的无疑都是歌颂党和毛主席。实在人手不够时，我也上台混上几句，算是人人口诛笔伐吧。

    宣传队队长辛在好是辛鄞子来的。这位三十岁的汉子，不但是党员，也是宣传队里年纪最大的人。辛鄞子在后邵东边三里地远，是邵圩大队最远的生产队。辛在好在高皇读过初中，在农村里，这样的文化程度差不多就是个知识分子了。他很会调动人的积极性，节目的编排也直接指挥，还亲自上场演出，由他当队长，大队邵书记很放心。辛在好对我印象极好，每次分派编写任务，我都会按时完成，而且大多都不需要作改动，便被直接拿去排练。

    辛在好邀请我去他们辛鄞子玩，说请我吃他们队里的油炸馓子，盛情难却，在一天活动结束后，我跟他去了辛鄞子。他已经结了婚，有个三岁大的儿子；老婆个头不高，长得很秀气，样子很精干。辛在好家兄弟三人，他排行老三，母亲早已去世，父亲跟着他过。见有客人来，一家人都很高兴，忙着招呼我喝水。我事先丝毫没有准备，所以见到那孩子，没有什么礼物给他，很是尴尬。辛在好似乎看出了我的心事，笑着说：“千万别客气，你自己就是个半大孩子。到我家来，就当作是自己家，我们就是你哥，你嫂子。”

    我很感激他们一家的真诚，所以就哥长嫂子短地喊着，还喊他父亲叫大爷。傍晚时分，一家人非要留我吃晚饭，嫂子立刻和面擀面条。晚饭后，辛在好叫我别急着走，因为队里炸馓子都是很晚才开始，炸好了，第二天一早派人去田家庵卖。

    夏天的夜晚，场地上都是乘凉的男人，我也跟在辛在好后面，躺在凉席上，和他们聊天。大约到了快十一点，有人喊辛在好，他应了一声，便拉起我，说可以去了。我们走到一间亮着煤油灯的草屋前，闻到了一股香喷喷的味道，屋里一口大锅边，围着几个做馓子的人，灶里火烧得正旺，锅里热油翻滚，一把把细细的馓子把正在油里由白变黄。

    辛在好说，马上我们吃“软条”，保证你吃了还想吃。我不知道何为“软条”，只吃过脆崩崩的馓子。只见一人把挂面一般的生馓子放进油锅，馓子在锅里软软地翻了两个身，颜色几乎未变，便被捞了上来，盛在一个盘子里。大家都说，赶紧趁热吃。我按照他们的吃法，用筷子夹住其中的几根“软条”，送进嘴里。一种滑溜溜的口感，伴随着香味，那种感觉，像是吃面条，又不像面条那么烂，很有咬劲，而且吃过口留余香。

    辛在好问我怎么样？喜欢吃就再来。我笑而不答，毕竟这是人家生产队的东西，不好多吃多占。于是又尝了一点，便推说“太闹人”。倒是最后炸馓子的人非要我带点馓子回去吃，搞得我拿也不是、推也不是，只好客随主便，恭敬不如从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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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宣传队期间，樊五一的弟弟樊小毛来过一次。虽然他比我大一岁，但也跟个孩子王似的，跟在姐姐后面，一步不离。樊小毛原先也准备插队到这边，后来他们父亲工作调动到蚌埠市当分管工业的副市长，樊小毛被安排在一家工厂做了一段时间临时工，目前已经离开了那家工厂，准备冬季征兵时参军。樊小毛很爱说笑，我们一起玩得非常投缘，樊五一看见了也开心，更加把我当作弟弟看待。

    夏天的夜晚，漫天繁星。稻田里声声蛙鸣，引得樊小毛突发捉青蛙的念头。我们做了两把钢叉，带上很亮的手电筒，拎着网袋水桶，便顺着稻田边沿寻找青蛙。这里肯定是从未有人如此捉青蛙，所以，当手电筒的光束照到蹲在田埂上的青蛙身上时，青蛙不知所措，一动不动地待在那儿，等我们钢叉轻轻一叉，便成为网袋里的猎物。真没想到青蛙如此之多，以至于不到一个小时，网袋就装满了，差不多有一百只青蛙，足够我们第二天美美地吃上一顿“红烧田鸡”。那种意外收获之感，让我们开心不已，要不是樊小毛的提议，真的会错过捉青蛙是季节呢。

    第二天，我们把青蛙分给佳如、思文他们一份，我和俊生跟着樊小毛在樊五一家吃。此刻的褚大姐早已嫁人，自然不会来分享我们的美餐，只有徐大姐在一边掩着口，说她不吃这种东西。其实这时的青蛙很环保的，稻田里只撒点化肥，没有使用农药。但当时的我们并不懂得，就是因为有了青蛙，害虫都被消灭掉，稻田才不需要使用农药。而我们却仍旧傻乎乎地捉青蛙，满足自己久未开荤的馋嘴。

    一次，我们顺着田埂往稻田深处走，黑暗中听见有哭声。大家大着胆子顺着声音找去，发现哭声来自在村东的坟地。我们悄悄近前，用手电筒一照，竟是邵云新家的黑狗，蹲在陈淑玲的坟头上呜咽着。见到人来，黑狗连忙逃走。这情景，使我想到了去年冬天，佳如的母鸡失踪一事，当时就有人说过，看见黑狗在陈淑玲坟上哭，我们都以为是迷信，谁知却是真的。自从陈淑玲死后，邵云新不知去向，这条没人要的黑狗便四处流浪，很久没见过它的踪影，都说是被人打吃了。没想到，居然还活着，而且仍然眷念着死去的主人。

    这让我很是感触，立刻又想起了悬梁自尽的陈淑玲，那可怜的“小新娘”。我提议回家，以后不再捉青蛙了，樊小毛起初不解，后听我说了陈淑玲的故事，也赞成了我的提议。当然，我没有把看见黑狗“哭坟”一事告诉村里其他人，以免又被以讹传讹，弄得满村风雨。樊小毛过了几天便回去了，自此我再也没有见过这位一起玩了一个月的好朋友。只是从他姐姐那里得知，他冬季征兵时，参了军，成为了一名光荣的解放军战士。

    俊生跟申思平的关系没有进一步发展，而且双方似乎都不再像刚开始那样热乎。每次见到申思平，都觉得她心事很深，不知都在想些什么。我问俊生，他也支支吾吾，说不出一个所以然，只是说，一切顺其自然吧。我知道，这事可能会黄，果不其然，在八月的一个早晨，申思平来跟俊生告别，顺便也告诉我，她父亲把她转到省城近郊的杏花村公社插队，那样可以离家近些，于家于己都好有个照顾。我看着俊生苍白的脸色，心情矛盾，不知如何劝他。申思平再也没露过面，那次的分别，不但跟我，跟俊生也是人生的告别。那时我不懂初恋的甜蜜和失恋的痛苦，直到后来才知道，要想找到一个心仪的爱人，真不是一件易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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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亲的来信使我突然决定去看望他，甚至没没写信跟哥哥姐姐商量。

    到达火车站时，已经是半夜十二点钟。炎热的暑气虽然已被夜风吹得渐渐消褪，但还是感到非常闷热。刚才车厢里的那种气味，实在难闻，所以火车一到站，我第一个下车，大口地呼吸着山区夜晚的新鲜空气。

    火车站离父亲单位倒是不太远，翻过一座山梁，再沿着大路走上三里就到。好在月亮很圆，天空星辰满天，年轻胆大的我，趁着月色，正好赶路。我男孩一个，身无分文，也不怕谁来劫财劫色，并没有多想这段路会有什么问题。可我万万没想到的是，竟会与两只狼遭遇。

    小站下的客人原本就不多，又是半夜，匆匆忙忙下来的几位乘客，三三两两地各奔东西。出站后与我同方向原先有一个人，结果没走几十米，便岔道而去。剩下我一人，顺着山路，往那条山涧大溪走去。跨溪有座石桥，桥是必经之路。没曾想，石桥的桥头，地上蹲着一条黑乎乎的家伙。我原以为是条大狗，可一想，谁家的大狗会在深更半夜蹲在山谷里呢？我立刻联想起冬天趴在窗台上的大灰狼。对，应该不是狗，是狼，一匹大灰狼——想到这，我立刻停住了脚步，担心和害怕油然而生。仔细观察，在这匹狼的旁边树影里，还有一匹狼，在明亮月光下，似乎在舔着爪子，估计是刚吃饱。听见人的脚步吗，那匹狼也警觉起来，站起身四处望望后，又慢慢蹲下。

    这可要了我的命喽，狼挡在桥上，我肯定过不去；要是回到火车站，只有与候车室里的蚊子臭虫作伴了。我正犹豫不决时，狼似乎也看出我的苦衷，于是慢慢地往路边挪身子，然后再趴下。就挪这几步远，一点不能解决我的问题呀，要是过桥，我还得从它们身边走。怎么办？我决定再等等看。此刻或许它们吃饱了，不会侵犯我，或许它们一会儿就离开。就这样，我和狼耗着时间。可是要命的狼，再也没有离开的意思。

    时间过去了大约一个小时左右，狼看我也没有走掉的意思，于是慢慢地起身，朝另外那匹狼走去。或许真是俩狼在商量着是不是让眼前这个人过去呢？果然没一会儿，两匹狼一先一后地站起身，慢吞吞地朝大溪的下游方向走去，身影渐渐消失在黑夜中。我抓紧时间冲向桥，生怕狼一反悔，再回到桥头。于是一路小跑地过了桥，一边跑，还一边回头观察，万一狡猾的狼是故意放我过来呢，但这种担心即刻便被毫无狼影的桥面所打消，月光下可以清清楚楚看见，那片草地上，什么也没有。我想起书上说过，狼只有到了冬天，找不到东西吃，饥饿难忍时，才会伤人。看来，我还真遇到了对我礼遇的夏天的狼，而且还可能是一对正在温饱后思淫 欲的狼。

    敲开父亲的家门，我才完全放下心来。我把路遇大灰狼的情节对父亲一说，他老人家也吓得不轻，一个劲地怪我没跟他打招呼，应该由他去车站接我，他可以带上枪护身。而我是事先既不知道坐哪趟车次，又不知道山里的狼会跑到车站附近。总算是安全抵达，吃了父亲做的面条，再跟他再说上些分别后的话，没多久，天光便放亮了。我只管呼呼大睡，父亲却已悄悄起来上班去。

    在父亲这里住了一个多礼拜，其间我随父亲又去看望了那家山里的爷爷奶奶。那晚，我们翻越山岭时，看见山谷里流萤飞转，很是好奇。我问父亲：“怎么会有这么多的萤火虫？”

    父亲笑答：“你可看仔细了，哪有萤火虫成双成对地飞的？”

    我定神一看，可不是吗？山谷里的“流萤”果真是成对地在移动。父亲告诉我：“那是狼的眼睛，而且是一群狼，夏天不愁吃喝，夜晚吃饱了，在那里玩耍呢！”

    要不是父亲这么解释，我怎么也不信，眼前的“流萤”绿莹莹的，竟然是狼的眼睛。山里真是恐怖，也充满着野性的魅力。

    爷爷奶奶见我们来，很高兴，责怪我们为什么吃过晚饭来。父亲推脱了一个理由，其实我知道，他是不愿过多地麻烦两位老人家。我把带来的一瓶葡萄酒给爷爷，他笑眯眯地拿在手里，端详半晌，说：“这颜色通红的，真好看，一定好喝。”

    这次来看望父亲，我特地买了两瓶葡萄酒。一瓶被父亲建议送给爷爷，另外一瓶打算庆祝父子重逢。谁知，那瓶酒放在桌上，被隔壁邻居家的一位小男孩来玩时，悄悄拿了去，以为是糖水，一个人躲在草堆里喝了个大醉，直到晚上他家人寻找不见，发动左邻右舍帮忙找，才找到酣睡在草堆里的孩子。

    跟父亲在一起的日子，我非常开心，他老人家一定也是。父亲经常给我讲战争年代的故事，而且这些富有传奇色彩的经历，让我更加敬佩父亲。过去我们跟父亲在一起生活的日子本来就不多，而且那时我们都很小，基本上没有听过这些故事，只是听过外婆说，父亲是一位老革命，经历过战争的风风雨雨，但具体怎么回事，她也说不清。现在，可以亲耳聆听父亲讲过去的故事，对我来说，真是一种极大的享受和良好教育。或许是我们都已经长大成 人，父亲已不再把我当小孩子看待，觉得该对我说起一些过去的事情吧，我也就像个男子汉那样，欣然接受着这种潜移默化的影响。

塔希提

《青青白杨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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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亲的话题很广泛，他的知识面也很开阔，从政治、军事到社会科学，从自然界的花草树木到文学、美术，短短一周，我受益匪浅，在我的心灵中，渐渐也爱好起他所爱好的那些事物。可能是一种父子之间的心灵沟通和默契吧，父亲对我的这种影响，一直延续到很多年后。以至于哥哥姐姐后来对我的评价：小弟不仅长得像爸爸，而且性格、兴趣和言行举止都像。我自己也认为，父亲就是我的偶像，可惜我们家庭多年来因受政治运动的影响，骨肉相处的日子太少太少。

    父亲跟我谈起一位老战友，名字叫陈星楠，他们过去同在新四军。父亲说起陈星楠时，无限感慨，说那时我们家跟陈叔叔家住在一起，一幢两户的小楼，我们家住东头，他家住西头。我小的时候，陈叔叔经常抱我玩，还用满脸的络腮胡子扎我的小脸。陈叔叔的爱人叫刘金英，因为两家的这种关系，又跟我妈妈同姓，所以俩人好得像亲姐妹。父亲说的这些，我都没有印象，估计那还是我三岁之前的故事。我问父亲：“陈叔叔现在在哪里？”

    父亲沉思半天，才告诉我：“文革前，他因为肥东事件，而被贬职到了你如今的县，当县委书记，经过文革的这段时期，我还真不知道他的情况，只是前年，有一次来人外调，要我证明他在新四军的那段北撤经历，才知道他有可能还在原地没动。”

    我好奇地问：“什么是肥东事件？”

    父亲跟我谈起了这一事件的始末：陈星楠原先是省水电厅的厅长，由于肥东县是省城直属第一大县，又是粮食生产基地，省委就让他兼任肥东县委书记。1963年，全省遭遇大旱，肥东也未能幸免。在抗旱的紧急关头，各公社纷纷要水，陈星楠下令，将水库里仅有的水调给西边半个县，放弃了东边半个县的供水，结果使东边很多公社颗粒无收，灾民们把状告到省里，省委一气之下，便停了陈星楠的职，还要追究其责任。陈星楠是位红小鬼出身的干部，一生戎马，战功累累，哪受过这种委屈，监视居住的日子里，因想不开而欲自杀。是父亲帮助了他，不但劝其放弃了轻生的年头，而且向省委提出组织专家对肥东灾情进行会诊分析。省委同意了父亲的建议，并且把这一工作交给了正在省委组织部工作的父亲。在专家会议上，多路人马各抒己见，最后一致得出结论，肥东之事，陈星楠不但无过，而且有功。假如陈星楠当初把仅有的水平均分配给全县所有公社，则最后只会是大家都因水少而全县无收；而陈星楠把水集中调配给了西边几个田地最好、产量最高的公社，使得这几个公社取得了丰收，全县的受灾面积一下子就减少了近半。专家的结论，勉强被省委所接受，但还是终因指控陈星楠不作为的势力强大，将其免去水电厅长和肥东县委书记的职务，调至偏远的淮河以北小县任县委书记，行政降级为十三级。在即将去淮北赴任时，陈星楠与父亲泪眼告别，而且这一别就是七年。

    听完肥东事件的故事，我很激动：“照这么说，陈叔叔极有可能还在我们县里呢，我回去应该马上就去找找他。”

    父亲立刻制止我：“千万别莽撞，要知道经过这几年，每个人的情况都很微妙，万一他不得势，正处于挨整的时刻，你去找他，会给他添乱。一定要打听清楚后，确认没有事时，才能去找他。”

    我听从了父亲的意见，对打听陈星楠的下落，持非常谨慎的态度，但我一直把这件事放在心上，直到秋后，终于有了转机。

    快要离开父亲了，我把外婆的处境告诉了父亲，跟他商量能否尽快让妹妹回家。其实，我原以为这次来，不仅能看到父亲，还能看到年幼的妹妹。可是妹妹的情况并不像我们想的那样，就在附近的农村，而是被父亲寄养在了南京故乡的一个远房亲戚家。所以，这次来没有见到妹妹，非常地遗憾。我很想念妹妹，一想到她这么小的年纪，就孤零零地生活在一个陌生的地方，便越加担心和思念。父亲答应，等开春后，一定会考虑我们的意见，让妹妹回到外婆身边。我相信父亲的话，期待着。父亲果然没有食言，在1971年春节，妹妹终于又回到了家，而且那时，我们都离开了插队地，回到了分别两年的省城。

林木

楼主，俺真佩服你的记忆力，生产队和那么多的人名，以及都分在哪个队，都记得那么清晰，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