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甘宁的日常生活

风中鸣

　陕甘宁边区天然的环境资源决定了民居的材料构成，形成了独特的地域风格。生活在这一地区的民众自古以来就有住窑洞的习惯。窑洞是一种特殊的“建筑”，沿着土壁挖掘出与地面平行的洞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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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多农民家徒四壁，“一家人住在一个窑洞里，睡在一个炕上，全部家具财产有两个毛驴可以载完，有了病只能听天由命，一遇天灾人祸则流离饥饿”。张闻天在《神府县兴县农村调查》中提到中等农民的住房，“船底里都是石窑洞，比较结实。山地里亦有土窑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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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家普通住一至两个窑洞。有部队住的村子，全家不分男女老幼，有四五口的，有七八口的，均挤在一个窑洞里，是住房又是厨房。有牲畜的农家，窑洞的对面或侧面有牛棚、羊圈、猪圈，还有粪土堆，还有毛厕，清洁卫生是讲不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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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公职人员可以分配到相应的窑洞。1942年2月8日，陕甘宁边区政府颁布《关于边区一级机关使用勤务、窑洞、马屁及专署县市政府使用马匹的规定》，针对窑洞的分配，规定“正副厅长、科长及同科长级者(处院部同)均一人住一孔，科员级者两人住一孔，如遇大窑洞时，三人可住一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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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公职人员可以分配到相应的窑洞。1942年2月8日，陕甘宁边区政府颁布《关于边区一级机关使用勤务、窑洞、马屁及专署县市政府使用马匹的规定》，针对窑洞的分配，规定“正副厅长、科长及同科长级者(处院部同)均一人住一孔，科员级者两人住一孔，如遇大窑洞时，三人可住一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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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战中后期，由于大生产运动及边区工商业的发展，部分边区民众的住宅条件得到了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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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6月18日《解放日报》发表《各阶层人民生活蒸蒸日上》，文中提到：“包工的米明亮，家住在市府的背后，那两幢崭新的房子就是他的财产之一。他屋内的摆设，两床新被新毯，以及他妻子的穿着，与商人实无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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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6月16日《解放日报》刊发通讯《延市农家丰衣足食》中，提及农民康树德“合家大小十余口，……去年又新打住窑三孔，现共有八个土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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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8年11月，日军对延安实施轰炸，中共中央机关由凤凰山麓的吴家大院搬到城外的杨家岭，“中央办公厅在杨家岭沟北麓的一片长条形阳光充足的缓坡上，依次修建了五六个用土墙围起来的院落，这就是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刘少奇等中央主要领导的住所”。毛泽东的住所“由三孔普通的接口石窑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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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延安还有少量的石头建筑，如1941年中共中央办公厅的办公楼，“造型奇特、形状类似飞机，被人们戏称‘飞机楼’。‘飞机楼’共三层，一层的北端为中央图书馆，南端为餐厅；二层为办公厅负责人李富春、杨尚昆、王若飞、王首道等人的办公室；三层是中央政治局会议室。主楼的二层和三层分别有一石拱桥和一木桥可以连到北面坡上的窑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