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泳池

花无艳

哥哥的阿姨，是个闷声和贤朴的北方老太太。父亲说，在我会说话之前，已经看过上百部电影。因为阿姨懒、好睡，每天都偷偷地带我到放映厅去，自己在黑乎乎的屋子里酣睡，由得我，在银幕前自生自灭。父亲还说，也正是因为这个“苏州阿姨”，我眼睛从小就不好，怀疑是看电影给看坏了，怕是得了近视眼。

花无艳

　五岁那年，爸爸、妈妈听说北京儿童医院发明了一种用远视镜校正近视眼的临床治疗方式，送我去了医院。医生说，第一次戴远视镜，景物会是模糊不清的。但我说，我看得很清晰。那个女大夫断定，我一定是瞎说。可是，我坚持说看得清楚。后来，我才在无意中被确诊为先天远视眼。那时，中国孩子患这种远视眼的不多，我是家里近代史上的一个先例。

花无艳

我从小就爱看傅雷翻译的法国小说和苏联列宾的画册，这些都是从中央美院附中图书馆偷着拿出来看的。也就是从这些在酷暑的高中假期和深夜打着手电筒在被窝筒悄悄阅读的书籍里，我第一次意识到了什么是美和我幻想中的那种崇高的爱情。

花无艳

　那时候，我还没有料到，老天爷给我在太平洋的彼岸安排了另一种人生生活，而我真正人生和爱情生活也是从那时才开始的。

花无艳

　那是一九八一年的仲夏。
　　那年，我一个人从北京跑到南加利福尼亚，开始了自己的独立生活。
　　那年，我正是十八岁。
　　出国前，除了文化大革命就是混乱，没有尝试过什么叫幸福和恋爱。

花无艳

和其他十八九岁的美国男孩儿一样，我在大学课堂上常常幻想。那时候，我们在脑海里总是问自己一些赋有哲理的问题：我是谁？为什么生？人生目的是什么？还有的就是：女生们在这个世界上真正追求的是什么？现在想想，好像是太荒唐和幼稚了。可是，那时候我们都又是那么的认真和严肃。

花无艳

　南加州大学是一所私立学校，也有人称它为“贵族学校”。在上电影入门课的时候，我认识了一个从纽约来的年轻犹太帅哥，一头蓬蓬卷卷的黑头发，总是穿着双黑色的皮靴。

花无艳

那年秋天，在去图书馆的路上，我偶尔遇见了他。他告诉，我他准备过几天就退学，回纽约了。

花无艳

我好奇地问：那是为什么？他很严肃地回答说：我是学哲学的，突然之间，意识到自己已经悟出了生活的意义，所以，没有必要再学下去了。
　

花无艳

　那时，我几乎愣住了。现在回想起来，我只不过是只笨鸟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