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对话 案件负责人、昆明市铁路公安处刑侦大队长郑军怡 拐卖团伙分工明确?几乎每个省份都有“代理” “经云南卖往各地” 新京报：跨国拐卖案件如何进入警方视线？ 郑军怡：最初是根据一条线报，有一名姓叶的浙江籍男子，多次将越南女子带到浙江农村，然后卖给别人为妻。经过初步核查后发现，这名叶姓男子有多次往来浙江与云南之间的记录，在昆明火车站出站后，往往换乘汽车到文山州。 新京报：接下来呢？ 郑军怡：进一步追踪发现，叶姓男子从浙江到昆明时，往往是一个人，而从昆明到文山，再折返昆明火车站时，基本都带着五六个人，而且全部是女性。 被带回浙江的女子个子相对都比较矮，皮肤黑一些，不怎么说话。交流之后才发现，这些女子听不懂中文，购买车票的身份证，也是冒用他人的。 新京报：这些女子来自哪里？ 郑军怡：全部来自越南，从文山州进入中国境内，经过昆明中转，然后去往各地。 新京报：她们怎么进来的？ 郑军怡：这些女子都没有入境记录，是通过边境小路偷渡入境的。 新京报：一般年龄多大？ 郑军怡：都是十几岁，大的也不过20出头。印象比较深的，年龄最小的才十三四岁，而且不止一个。 新京报：都是自愿来到中国的吗？ 郑军怡：经过进一步调查，这些女子大部分来自越南农村，被以旅游、找工作等名义骗到中国境内，然后卖到各地，成为“越南新娘”，实际上就是被拐卖，而且是有一整个网络在运作。越南女子被骗到国内后，想回去就很难了，因为语言不通、没有护照，几乎寸步难行，只能任人处置。 “不做宣传，依靠口耳相传” 新京报：拐卖团伙内部分工是怎样的？ 郑军怡：分工非常明确，横跨国境内外。有负责在越南境内挑选、诱骗的，一般是越南本地人；有负责从越南带人入境，然后等待买家挑选的，一般是中越边境的边民，对口岸情况很熟悉，又能与越南女子交流，防止逃跑，这种角色既有中国籍也有越南籍；还有负责“分销”的中介，这种就是中国人，几乎每个省份都有类似“代理”。 新京报：那这些人是怎么“销售”这些越南女子的？ 郑军怡：被拐卖的越南女子，从文山州偷渡入境后，往往会在负责中转的边民家中养起来，其实就是软禁。在这个时间段，这些越南女子的照片、个人信息会通过聊天软件，传递给各省中介，中介收到资料后，发给有需求的“客户”挑选。看中了之后，与中转者联系，然后来云南当面“验货”。 新京报：中介怎么找到所谓的“客户”的？ 郑军怡：肯定是不会做广告的，一般也不会去宣传，往往是依靠口耳相传。比如某地有人买了一个越南新娘，有需求的人就会去打听。 新京报：交易的过程呢？ 郑军怡：当面“验货”无误后，往往就当场到信用社取钱了。这类交易全部使用现金，价格要双方面谈，一般在六七万左右，不是固定的。如果看对眼，可能会高一些，达到八九万，大致就是这个数。付完现金后，就可以当场领走，从昆明坐火车回家。 “经济原因不是主要因素” 新京报：这个案子持续时间不短，侦办难度在哪？ 郑军怡：案子办了差不多300天，各部门参与警力有一百多人，去过浙江、湖南、山东、江西多个省份。涉案人员是人贩子，不是亡命之徒，因此暴力抗法的不多，侦办这一案件，难的是追捕过程。追捕都在山区进行，紧邻边境线，交通不方便，民警刚一上山，嫌疑人在山上就看见了，然后就逃跑，等进屋时发现被窝还是热的。进山抓捕，车开不进去，都要靠步行，往往一次要走两个多小时。有一个涉案人员，警方从6月份开始布控，抓捕三四次，到8月份才在一个集市上抓到。 新京报：都是什么人在从事这样的交易？ 郑军怡：参与拐卖的人，一般都是当地农民，文化程度普遍比较低，虽然知道拐卖人口犯法，但是贪图高利润，于是铤而走险。这些人与当年的贩婴者，其实是同一群人。由于婴儿在长途辗转过程中容易生病，风险比较大，于是这帮人就转而去做更加隐蔽，安全性也更高的越南新娘交易。 新京报：我看这中间环节不少，那交易所得怎么分配？ 郑军怡：无论卖多少钱，越南新娘是一分钱也拿不到的。这笔钱里，每一个环节都会抽成，比如一笔交易6万，省一级代理会抽一两万。相比之下，在越南境内实施诱骗，以及从越南把人带入境内的，会分得多一些。 新京报：案子破了回头看，你觉得这样一条产业链产生的原因是什么？ 郑军怡：调查过程中发现，对于“越南新娘”，国内的“市场需求”很大，在部分地区这种现象很多，甚至形成了风气，实际上也在助长这种违法交易。 有人说，国内一些地方结婚成本高，越南新娘胜在价格上，这并不是主要原因。在走访一些购买者时发现，这些人不见得就是经济条件很差的人，有些人岁数比较大，或者有残疾，在本地婚姻市场处于劣势，所以会去购买越南新娘，不一定都是出于经济原因。 新京报记者 王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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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仔卡
发表于 2018-1-26 15: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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