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怖暗杀历史

风中鸣

　　不独广州人心惊惶。紧接着这条新闻之后是一则西安电，说的是“陆将军到西安政躬时常不豫，整顿军队防范党人非常吃紧，恐精神不到有误大局，故特请任命刘承恩为全省帮办军务”。西安同样精神紧张，防范党人。革命党四面出击，但大多都还没来得急出手，就被抓个正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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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前的历史研究，更偏重于同盟会时期的暗杀。已逝历史学者高华五年前发表过一篇文章《同盟会的“暗杀时代”》，文章中高华说，“很显然，同盟会的‘暗杀时代’，是进步力量对反动势力采取的一种斗争手段，属于直接为国内政变服务的在野派对掌权者的暗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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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特别指出，同盟会的行为不是恐怖主义暗杀。后者的特点是祸及平民或者就是针对无辜百姓，以此达到恐吓、要挟对方的效果。这种拿平民百姓当政治筹码和报复泄恨工具的行为，是所有暗杀事件中最令人鄙视、令人发指的无耻行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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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很难直接反驳高华的观点，因为我对同盟会时期的暗杀没有研究。但我查阅史料得知，同盟会1912年和统一共和党等重组为国民党后，在反抗袁世凯统治的过程中，是实施过恐怖主义的，这当然也间接地让我对上述论断产生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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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暗杀时代”不仅存在于同盟会时代，它延续到二次革命失败后的年月。本文上述的暗杀未遂事件，相当平庸，从相关报道看，革命党的爆炸对象指向政府机关。但并非所有的炸弹案均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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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东堤长安酒楼爆炸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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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4年12月17日，大总统袁世凯曾下发一则申令。申令中援引了督理广东军务的“振武上将军”龙济光此前呈送大总统的电文，内称广东抓获乱党布子静等人，布子静供称，先后在广东省城正南街、双槐洞、长堤酒楼等处投掷炸弹，伤毙男、妇多名。余犯供述亦同。龙济光已将他们按法惩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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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袁世凯在申令中说：“乱党潜赴该省，掷放炸弹，经该将军督饬缉拿，先后捕获制造人犯多名，搜出危险物品多件，业已全数破获。兹据供，系被孙文、邓铿等派遣。此等残忍酷毒行为，既使无辜平民惨遭伤害，而各犯迷途误入，亦复同罹刑诛，言之曷胜痛愤。仍着该将军巡按使申戒军警严密防缉，勿使乱徒匿迹伺隙思逞，致扰治安。此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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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里，袁世凯称“使无辜平民惨遭伤害”的投掷炸弹行为“残忍酷毒”，虽不及“恐怖主义”更为精准到位，但也点破此种革命行为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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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布子静等人，被控在长堤酒楼等处制造爆炸案，伤害平民，此事媒体早有报道。在袁世凯发布上述申令之40余日前———10月30日，《申报》报道称，“广东电：径日晚亥刻，乱徒在长堤水警厅后墙抛炸弹，砂地炸烂，厅无伤。沁日晚亥刻，又在长堤长安妓馆抛炸弹，声势甚烈，妓及路人伤毙数十，无伤及要人。是晚军警巡防周密，全城安谧。勘日，警厅出示，劝民不必惊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