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战华工：中国走向世界的先驱

千里驹

在英国人的脑海里，华工是永远长不大的孩子，而且少不更事，所以不能给予他们成人般的礼遇或信任。1918年1月，曾参与华工管理工作的格雷上校讲：“英国华工营由那些对华工情况一无所知的英国军官来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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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华工营出现骚乱，这些军官又不能消除华工的误解和不满，便只好采用粗暴的武力方式。往往那些无辜的和有犯罪嫌疑的华工都一起被枪杀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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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在欧华工的生存状况，中国政府并非充耳不闻，而且在很多情况下都会对协约国虐待华工事件提出强烈的抗议，并要求协约国尊重华工的人权，不得有歧视。1917年，中国政府任命一个专员驻守法国中国公使馆以维护在法华工的利益，专门负责与协约国政府交涉华工的福利和公平待遇等问题。但怎奈鞭长莫及，自身实力弱小，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华工的待遇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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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华工对协约国的最后胜利起了重大作用。但在当时的欧洲，华工们的牺牲和付出，并没有得到应有的承认和尊重。根据英国国会档案记载，尽管华工比其他有色种族的劳工承担更大的风险，但是他们甚至连几块小小的军功章也没有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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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的英国外交大臣贝尔福抨击中国，说中国在一战期间“未花一先令，未死一个人”。法国更有一种舆论认为，法国男人在前线冲锋牺牲，结果让中国人在法国建设家园。1917年5月，来自法国勒阿弗尔的一份治安报告指出：“(许多法国的军工厂里)经常有人说，如果法军继续伤亡的话，法国就没有男人了。因此，我们继续打仗还有何意义？其结果只会使中国人娶走我们的妻子和女儿，并瓜分我们迟早要在前线为之献身的法国领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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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国政府和比利时政府不断扬言，一旦战争结束，就立即把华工遣返回国。英国政府从1919年秋季开始遣返华工，在1920年4月6日完成华工的遣返工作。法国政府的华工遣返计划在1922年3月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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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观念的传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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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对史实，我们后人必须给予公正的评价。可以说，这14万华工对一战的贡献，完全可以等同于同样数量的士兵。他们不仅支持了协约国的军事工业，也增援了协约国在前线的战斗力，对协约国的最后胜利起了重大作用。1998年法国总统希拉克高度肯定了华工的作用：“任何人都不会忘记这些远道而来的、在一场残酷的战争中与法国共命运的勇士，他们以自己的灵魂与肉体捍卫了法国的领土、理念和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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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更重要的是，正是由于这些华工，这些吃苦耐劳的中国农民，中国坚持不懈的宣战要求才得以实现，中国在1918年才能要求协约国同意中国延缓偿付庚子赔款、允许中国增加关税、支持中国参加战后和平会议，中国外交官才能在巴黎和会上要求国际社会还中国以公道。在和会召开前夕，日本四处活动，挑动各国，指责中国宣战后一心内讧，宣而不战，没有资格参加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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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中国首席代表陆徵祥据理力争，向各国声言： “于外长任内，准法使康悌照会，批准惠民公司华工出洋，欧战时在战线中之华工二十万人，掘战壕、搬炮弹、制枪子，无论后方前线，华工均奋勇当先。中国何负于协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