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甘宁边区的文娱生活

风中鸣

　　1944年3月22日，毛泽东在《关于陕甘宁边区的文化教育问题》中，讲到陕甘宁边区“有两种秧歌：一种是老秧歌，反映的是旧政治、旧经济；一种是新秧歌，反映的是新政治、新经济。有一支秧歌叫《赵富贵》，还有一支秧歌叫《张治国》，听说在吴起镇演出后，警三旅有一个士兵把自己的手捆起来，跑到连长那里请求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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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要请求处罚？他说‘我想开小差，不但自己想开小差，还想组织别人开小差’，还讲出在他棉衣里缝了多少法币。他要求处罚。他自己讲出来了，当然也就不处罚了。这就是我们的文化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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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几年那种大戏、小说，为什么不能发生这样的力量呢？因为它没有反映边区的政治、经济。过去，成百成千的文学家、艺术家、文化人脱离群众。开了文艺座谈会以后，去年搞了一年，他们慢慢地摸到了边，一经摸到了边，就受到广大群众的欢迎。所谓摸到了边，就是反映了群众的生活，真正地反映了边区的政治、经济，这就能够起指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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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赴延安访问的美国记者哈里森﹒福尔曼指出，新秧歌剧“其历史还不到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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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其名称想象起来，它有一种可以传达的消息。他和长幕的装着假声音的，夸大地对话的，拘泥定型的中国戏剧完全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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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的秧歌是活泼的，真实的，把当日的消息很通俗地描述给不识字的人们，去增广他们的见识，使得他们认识更大的世界。同样的，秧歌可以与我们普遍的无线电报告相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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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在《关于陕甘宁边区的文化教育问题》中还提到，“杨家岭的秧歌队去安塞演出几天，解决了一个基本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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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外来知识分子和本地老百姓有隔膜，这次杨家岭的秧歌队在安塞演出时，有几个劳动英雄也参加进来，和秧歌队一起跳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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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这就很好，劳动英雄们感觉到你们秧歌队是歌颂他们的，消除了隔膜。《解放日报》昨天登了周扬的文章，这篇文章是谈秧歌的，值得一看。秧歌现在还没有普遍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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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今年看秧歌看腻了，但全边区的老百姓还没有看够，一个秧歌剧他们要求演三次。所以我看秧歌队可以多组织一些，这个新秧歌队一个乡可以搞它一个，搞新的内容，一个区搞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不加限制，今年冬天就要这样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