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甘宁边区的文娱生活

风中鸣

因为他们如此郑重的推荐，我对于一向漠视的秧歌，也不能不抱着刮目相看的态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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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超构评论说，秧歌运动在“过去是被视为不足以登大雅之堂的。自毛泽东先生发表他的‘文艺谈话’，提出普及问题以后，延安文艺界才开始注意到这个民间形式”，“原来的秧歌，纯粹是民间娱乐，所以内容以发泄民间的苦闷，引起观众的兴奋与欢笑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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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述的故事，自然以调情的为最多；其次则是讽刺的，譬如形容一个县官怎样糊涂，或者论叙一个士绅老爷的丑行”，“至于现在的新秧歌，则无论从哪点来说，都是教育重于娱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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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秧歌所给予观众的，主要的是‘应当怎样’，和‘不应当那样’。它把共产党所要求的事情化为故事，再加上艺术的糖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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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边区的秧歌给进入延安的外国人士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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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国人斯坦因在《红色中国的挑战》中鲜明地指出，新秧歌就是一种“政治的舞蹈”，作为“中国西北部一种古老的民间歌舞，共产党于两年前把它复活加以政治化，在此之前几乎被人忘却了，现在风靡了边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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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共的积极引导下，边区秧歌成为一种流行运动，“在延安经常从事于秧歌工作的，有鲁艺的文艺工作团，留守兵团政治部，边区文协的戏剧委员会等，在去年开展秧歌运动一时期中，延安共有32个秧歌队，差不多每个机关都有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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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春节，延安市上竟成了秧歌大会，表演了近百个剧本，其中大半是民间秧歌队出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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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计现在全边区共有600个民间秧歌队，大的有二三百人，小的也有二三十人。另据丁玲的估计，在边区人民中，每12个人里面必有一个人是扭秧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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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秧歌运动直接取材于边区民众身边的真实故事，意在破除边区存在的妇女缠足、买卖婚姻、迷信观念等传统陋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