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是文革时期,那时我读四年级,弟弟还没上学,弟弟小我四岁,我又提前一年读书。 父亲受迫害专政了,被关在牛棚强制劳动,具体什么地方我们也不知道,黑天白夜的都有造反派队员看守,不能回家;家里就母亲一人操持着,两个孩子正是贪玩调皮的时候,我父亲又不知道何年何月得以放出,经常的都是我带着弟弟,帮着点母亲。 那个年月,不知怎的兴起大礼拜,十天或者十五天大人才能休息一天。因了物资的短缺,点灯的煤油,火柴,食盐,肥皂等生活用品,就成了非常紧俏的必需品,有时候合作社来了点这些商品,赶巧碰上才能买上一点,排队还得限量,有时候就得几次赶赴碰上一回。母亲就只好让我在星期天不上学的时间里,带上弟弟,去完成这样的任务,碰碰运气。 有一次,听说合作社星期天有卖这些商品,母亲早早就打发我们兄弟俩前往,记得就是交代了两元钱,背上我的空书包,主要是买火柴。真真巧,两兄弟都排队,买了两份,就是两大包,一包十盒,可把我们两兄弟高兴坏了,两分钱一盒,用去四角钱,还剩一元六角,把两大包火柴和找零统统放好在书包里了,任务就完成了,可以玩一玩了;先问弟弟,你想去哪儿玩,他说喜欢看拖拉机修造厂,还有汽车营,我说行,反正我也喜欢看,难得来了一次,又何况任务也完成了,尽兴一次也不为过,两兄弟把这两个地方转遍了;我又提出,还想去逛逛新华书店,弟弟也同意,就接着再逛书店,其实就是蹭书看,反正任务完成了,慢慢看会,等书店阿姨催赶了再回家不迟。 等心满意足地自由自在地往家回,还在村口上,弟弟先发现了母亲,在村口大树下等我们了,我心里也慌了,怕是老中午了,看太阳反正不是在正中了。回到家里,母亲让我们先洗了脸,洗了手,消停了再喝了水,饭慢慢着点吃,饿急了不兴狼吞虎咽的,听着母亲的话,照着她说的做着,总想着暴风骤雨就要来了,浑身的不自在,慢慢挨着吧。 哪知道,母亲等我们吃完饭后,才让我们两兄弟坐在她对面,慢慢问起经过来;母亲说,你们知道吗?从我下班回来,没见着你们兄弟俩在家,我的心就乱了,一边做饭一边想,猜度着你们出什么事了吗,村里到合作社十几里路,有河有大路有车辆有坏人,是钱丢了吗,还是被贼偷了吗,是被车撞了吗,还是玩水去了呢,反正什么样的意外都想尽了,也想不出你们到底怎么了,你们说说,你们有想过这些吗?哦,一句任务完成了,就没事了呀,没按时回到家,没有把弟弟顺顺利利带回来交给妈妈,就不能算完成任务,你知道不知道。我说,知道了。心里特别委屈,这个哥哥不好当啊。 再下一次,母亲把她的手表戴在我的手上,长袖衣服遮着,时间限制在11点半回到家。一路上,可爱的弟弟会悄悄让我把手表给他也戴戴,没人的地方,就让他也戴了戴,有人的地方,他是我的警卫。这一次,任务也完成了,时间也遵守的特别好,提前到11点多一点就回到家了,可我一点也不轻松,全是那块表折腾的了,买东西的钱不重要,买的东西也不重要,偏偏是这块手表重要了,时间重要了。 这次得到了母亲的表扬。 以后,再带弟弟出门,我提出不要戴手表了,我保证母亲,我不用戴表,也能准时或者提前回来。我打心里面,特别不喜欢这块沉甸甸的手表了。 以至于到现在,我也不喜欢手表,但非常重视守时。 在以后的岁月里,才理解了母亲的教育意义,叫做带孩子的三个不离,还小的时候,不离手,大点了,不离眼,再大了,不离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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