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无所有的“国际农民” 到美国后,因为我拿的是公派自费的签证,所以不能工作,没有经济来源。 一开始,我住在洛杉矶的华人朋友何吉家,何吉看我穿的是奥运会代表团统一的制服,就要带我去买衣服。进商店一看,一套普通的衣服都要七八十美元,我下不了手,再说,花人家的钱,心里更不是滋味。 因为不能工作,我就只能把何吉家当作公家食堂,我吃饱了肚子,吃饿了心。以前都是高高在上的,现在,一下子落到最底层,还得靠人家借我汽车、给我买衣服,我所有的优势一时都没有了,心里很难平衡。 后来,我慢慢地想通了,我来美国学习,就是要掌握自己过去没有的东西,开始新的奋斗。于是我决定离开华人比较集中的洛杉矶,去美国西南部的新墨西哥州,因为不想老生活在他们的庇护之下。 移居新墨西哥州后,我在大学排球队做助教。学校给我的待遇是,可以免费读书。但说是做助教,其实就是在哄着一些水平很差的队员。一开始,我心里很难接受:我是世界冠军队队员,跑到这儿来哄一群几乎不会打球的大学生,位置整个是颠倒。但我不得不说服自己:不想颠倒,回中国去,你来美国,就是找“颠倒”来的。 为了独立自给,那年夏天,我在十个夏令营做教练,教孩子们打排球。来参加夏令营的孩子,纯粹是为了玩,从早到晚都得陪着他们、哄着他们,特别辛苦。当时,我语言还不过关,要表达点什么特别费劲。 那时的我特别穷,白天读书时的那顿午饭,我不舍得去学校食堂或麦当劳吃,就自己做三明治带饭,去超市买点沙拉酱、洋白菜、西红柿、火腿,再买两片面包一夹,这样,花五六美元,一顿快餐的钱,我可以吃一个星期。但吃到后来,见到三明治就想吐。 第一次回国,和女排老队员一起去哈尔滨市打一场表演赛,我的那些老队友,大都是处长、主任级干部,可我还是个穷学生,我笑称自己是“国际农民”。 第一次为钱打球 生活不独立,感觉便不完整,所以我必须勤工俭学给自己挣学费,更重要的是,这对我们中国运动员的价值是一种证明。 1989年,意大利甲a排球俱乐部老板聘用我,我太兴奋了,拿了人家的钱,我得好好干。我攒足了干劲,结果,第一天训练,活动得太猛,把肌肉拉伤了,但轻伤不下火线。第二天比赛,照打不误,我用一条半腿在那儿跳,3:0就把对方拿下了。 很快,我成了队里的主力。但是,赛季打到一半,我的右膝关节严重受伤,同时又崴了脚,不得不动手术,医生关照,必须休息一个月。 我心里又着急又难过,这样,我等于要缺席四场球,结果,四场球全输了。老板一见我,总是这句话:“你的膝关节怎么样?”而他的表情是在说:“你的膝关节怎么还不好?”我当然理解老板的心情,俱乐部是靠赢球才生存的。我每天一看老板的脸色就知道是赢球了还是输球了,他的脸像天气预报。而且,一输球,老板不高兴了,工资拖着不发…… 后来,我没等伤好利索,就咬牙上场,让朋友从美国给我寄来止疼片,先吞下四片再上场。有一阵,软骨碎了,小碎片就在关节里跑,又卡在了骨缝里,疼啊,刺激骨膜出水,四周都是积液。比赛前,先让医生把积液抽出来,打完比赛再抽,没办法,多痛苦、多麻烦,我也得坚持。你拿人家的钱,赶不了也得干,我真是卖命地打。这是一种全新的感受,是我生平第一次为钱打球。 一年后,我的签证因为这段工作经历,变为“工作签证”,在美国可以办绿卡了。而更令人欣慰的是,我以560分的托福成绩通过了语言关,而且,经过严格的考试成为新墨西哥大学体育管理专业的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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