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最“大胆”的口述史

风中鸣

　　张友坤：张学良的口述历史，主要形成于86岁至99岁之间。这套《口述历史》出版前，有过录音的张学良访谈不下10次，但真正属于有计划、有准备、较为系统的访谈，并制作成文本或影像资料的，有以下4种：由张学良侄女张闾蘅录音，我整理加工的《海峡两岸大披露——张学良口述历史》；美籍华人历史学家唐德刚撰写的《张学良口述历史》；日本NHK电视台采访张学良之后，根据录像带转成文稿的书籍《日本昭和史的最后证人——张学良》；张学良的忘年交郭冠英制作的电视纪录片《世纪行过——张学良传》。这4种版本都是张学良谈亲身经历，大同小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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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毅荻书斋”存藏的这批资料之所以引人关注，是因为采访时间长、次数多、内容丰富、有协约，并经过他本人审定。自1991年12月17日至1993年8月3日，前后共采访60次，共采得录音带145盘。内容达100多万字，涉及1100多个人物。张学良自西安事变后就被软禁，1990年恢复人身自由，直到1991年，才首次被允许离开台湾赴美探亲。“天下口述史第一校”哥伦比亚大学及时捕捉到这一机会，迅速成立了采访和整理张学良口述历史的专门小组。担任采访的是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的女学者张之丙及胞姐张之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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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学良之所以用这么多时间接受采访，动机非常明确，照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不愿有人篡编或者歪曲事实”。为避免有些讲述给当事人带来困扰，张学良特意规定要等到2002年再将这些内容公开，没想到他于2001年仙逝，因此这些资料的出版只能一拖再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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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环球人物杂志：两位学者采访张学良时，他的状态如何，说话是否完全没有顾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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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友坤：随着时间的推移、所在地域的改变和“自由度”的提高，张学良对敏感问题谈得越来越多。一是在史实方面，他把许多历史的空白点补上了，许多模糊之处澄清了，许多“成说”否定了；二是在心理方面，他自揭自短，将自己丑陋的一面，包括他父亲的、家族内部的，都晾晒在光天化日之下；三是评价方面，对事对人常有不凡之论，甚或是惊人之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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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随着年龄增大，张学良在口述中也有说错的地方，并经常重复一些话题。其中有他痛心的事，如老师郭松龄反对他老爸张作霖；他痛恨的事，如皇姑屯炸车案；他愤愤不平的事，如杨虎城被杀；他得意的事，如东北易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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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环球人物杂志：有哪些敏感事件是过去没有谈到，这次首次披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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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友坤：西安事变是张学良获誉的顶点，也是受辱的起点。最早对西安事变他闭口不谈，只是1986年跟晚辈们谈到历史时，在末尾透露了一点说：“我做事向来是高深莫测，绝对不要人家知道。你们懂吗？看我脸在笑，可我要杀人，这才叫厉害。当年蒋‘总统’在西安也没有想到我会那样做。我今年86岁了才跟你们讲这个话。”他也曾经回忆：“很不客气地说，西安事变后，蒋介石发表的《蒋委员长西安半月记》都是假的……事实上是蒋介石嘱(托秘书)陈布雷于1937年2月在杭州新新旅馆闭门杜撰……”但真实的历史究竟如何，他并没有深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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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次张学良谈了很多。长期以来，史学界一直认为张学良是西安事变的主角。他则说：“他(杨虎城)是主角哇，不过名义上我是主角了。”张、杨捉住蒋介石后，发表了著名的《抗日救国八项主张》，但它究竟为何人起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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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论著和回忆录或语焉不详，或互相矛盾。在西安事变中当过张、杨新闻发言人的申伯纯写《西安事变纪实》时，记载是“张、杨授意几个秘书仓促草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