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初禁毒

风中鸣

　　禁烟令的执行看上去非常严厉。不独普通民众和商户受到惩罚，亦有官员因撞到枪口上而倒霉。上海县自治议员陶少堂即是一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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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上海县陆行乡，陶家是大户。户主叫陶云堂，其子陶少云、陶少堂、陶少川亦甚有势力。陶少堂不仅是议员，且兼办东沟塘工善后局董事，且在镇上开设协源顺杂货店及鲜肉庄。1913年1月26日，上海县戒烟局接到“陆行乡陶云堂父子吸烟卖土，藐视禁令”的举报，特派徐士文、王定铭两名调查员前去查办。在陆行乡，他们受到当蒙塘工善后局坐办的招待，而后同十四区巡长、巡士，一起去陶云堂的儿子陶少云家搜查———调查员前来办案，却无人给陶家通风报信，以至于当场查出烟具共62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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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赃俱全，烟犯陶少云及烟具于是被扣押，由防营派巡看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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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后陶少堂出面，命其弟陶少川陪调查员到本乡村民陶毛毛家中搜查，也查获各种烟具，并抓捕陶毛毛之妻陶屠氏。陶少堂的行为颇为有趣，一方面协助调查员抓捕了陶屠氏，另一方面又请当地士绅王常元(上海孝廉谢酉山的岳丈)说情，请求释放烟犯陶少云及陶屠氏。在调查员回答只有调查之责，实无释放之权后，陶少堂又承认自己以前贩卖烟土，现已停售，但尚有留存鸦片约值洋银五元，是为他父亲夜间吸食之需而备。他还说，自己的弟弟陶少卿，亦有烟瘾，现在上海戒毒。陶少堂强调自己自治议员兼充塘工善后局董事身份，颜面攸关，再三请求对他免于纠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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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调查员徐士文等人不予理会，坚决要求他缴出烟土烟具，看到这种情势，陶少堂即假称烟土烟具都在店内，他马上去取，乘机逃走。调查员等了很久，去其店内询查，店里人称陶少堂并未过来。再去陶宅敲门，则紧闭不开。此时已是深夜，调查员只好打道回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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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天后，上海县戒烟局严局长给知事去了一函，内称：查兹值烟禁严厉之时，乃陶氏数家胆敢大吸大卖，实属不成事体。该逃犯陶少堂果系自治议员资格，何等高贵，乃竟并不辅助禁烟之进行，反敢贩卖土膏收藏烟具，应请知事彻查，先予取消议员及塘工善后局董，一面传归本局，送请检察厅严办，以肃禁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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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此亦可看出当时执法的大致情形，权力形成一定的制衡态势。考虑到当时中国人吸食鸦片之普遍，可知禁烟绝非易事。烟农的暴动和鸦片产业链上游参与官商的抵制，都令禁烟部门头疼不已。它需要铁腕权力，但权力过大后，又容易失控滥用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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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伴随着禁烟的全面推开，上海滩出现了不少假冒调查员以敲诈的案例。如1913年3月24日，有自称禁烟局调查员郑玉华者，来到南市里马路881号元昌烟纸店内，指称该店售卖烟土皮，有违定章，要求店主与他接洽，否则只有法办。当日刚好店主有事不在，该人第二天又派同伙吴文明前去邀请店主至城内晋升楼吃茶。店主柴某询问其有无证件，吴文明即将身上所携带的黎元洪副总统所给的一纸奖状拿出。该店主见他并无调查证书，显是假冒，即将吴文明辗转扭送到禁烟局法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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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有波折，但1913年上半年的禁烟还是很有成果。到了下半年，二次革命爆发，这之后，战乱频仍，禁烟变得更为曲折，时常有地方势力在自治范围内种植贩运鸦片以充军费来源。中国在民初原有消灭大规模鸦片种植和公开销售的可能，但长期的割据让它成了泡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