伪军超过侵略军的国家

千里驹

“卿本佳人，奈何作贼？”然而，这就是人和历史的诡异、深刻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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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看似偶然的社会现象，背后一定有必然的东西在支撑。“汉奸现象”的繁衍，有其复杂的社会历史成因和心理文化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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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有汉奸，一定是因为有外部敌人。抗战期间“汉奸现象”的孳生，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产物，是日本侵略者实施“以华制华”策略并与汉奸亲日派相互勾结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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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初期，日本首相发表对华宣言，就公开声称“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谈判）对手，而期望真能与帝国合作的中国新政权的建立和发展……”日本侵华无异于“小蛇吞大象”，没有汉奸，他们就是聋子、瞎子，因而十分重视采取威逼利诱等各种手段，扶植汉奸伪政权达到自己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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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3月18日，以民国“美男子”著称的汪精卫画像出现在美国《时代周刊》封面上。颇有意味的是，在描述其经历时把他比喻为“鲸鱼的胡须”，意思是容易弯曲，也容易反击，暗讽汪对日态度变了，已经弯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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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不其然，在遭遇一次次抵抗失败和主政挫折后，曾一度主张积极抗战的“鲸须汪”，完全改变了立场，成了坚决“主和派”的代表人物。在日本一步步咄咄逼人的积压下，他的“鲸须”彻底弯曲了，再也找不到那个热血青年的影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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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毛泽东同志深刻剖析的：“民族投降主义根源于民族悲观主义，即民族失败主义”。对外反侵略战争的屡战屡败，使国人媚外、崇外、恐外的思想和民族自卑感有所发展。抗战初期“民众经过上海撤退、南京沦陷的大变，在爱国的心情上呈着害怕敌人的薄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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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战亦亡，战亦亡”。汪派汉奸们恐惧于日本力量的强大，片面认识中日力量的差距，视敌人如神物，看自己为草芥，无视民族的力量、人民的力量、正义的力量。汪精卫、周佛海认为，以落后中国与强盛日本为敌，“胜负之数不问自知”，“日本感觉着痒的时候，中国感觉着痛了；等到日本感觉着痛的时候，中国已会因痛而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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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这种媚日、恐日心理在起作用，他们自作聪明地得出“战必大败，和未必大乱”的结论，以为只有采取“非常举动”“坚定地与日合作”才是唯一出路，因而脱离抗战阵营，走上自绝于民族的“和运”之路，实际上完全成为受日本人摆布的傀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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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学者研究“汉奸文化”时发现，在汪伪中央政府中，有留日背景的就有三分之一左右。特别是一些甲午战后赴日留学接受了“洗脑”的中国学生，轻而易举被侵华日军所利用成了铁杆汉奸。他们自以为对日本的了解比一般人准确，因而具有极大的欺骗性、破坏性。从中我们也不难发现，日本通过留学教育在中国留学生中培养亲日派的险恶用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