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

君雅

小伊：关于养鸡的故事，以前还有一次。老妈想给家里的鸡补钙，就把吃完烤鸭剩下的鸭架子剁碎了喂鸡。结果小鸡一个比一个没出息，吃撑了，狠吃完这顿就再也不吃食了，只能喝点水。去宠物医院一打听，医生说是鸭架没剁碎，鸡肠子太细，扎伤了肠子，没救了。老妈就死鸡当活鸡医，买了酵母片，乳酶生研碎了给鸡喝。慢慢的小鸡又能吃上几口了。后来还真救回来了。这还不算完，有个鸡伤的重，一下蛋就脱肛，每次都得给它涂上紫药水，上点消炎粉，用手把肛门给它送回去。好像后来也好转了。中学老师出身的老妈，居然内外科全能，还真是个神医呢！

我：医生，有执照的杀人（鸡）犯。

小伊：也救人（鸡），以前我小时候家里养小雏鸡的时候，一般小鸡一打蔫儿基本就夭折了。后来老妈不知怎么灵机一动，给小鸡喂穿心莲，还真救活了不少。现在想想就是个普通感冒，不是禽流感。

我：为什么不让小鸡早死早投胎来生弄个常委当当，它们跟你家什么仇什么怨挖！

君雅

小伊：万一托生个民工，干一年连工钱都见不到，还不如在我家大吃大喝呢。

君雅

君雅

中国文化的本质不是孔夫子的“中庸”，而是“草泥马”。草泥马作为国骂，深刻透露了中国文化或者中国人的本质。
一是中国宣扬以德立国，孝道是根本，只有祭出草你妈，才最恶毒，真正解恨。草泥马意味着给你爸爸戴绿帽子，按照父为子纲的伦常，惟其如此才能刨到根上，用你爸爸恶心死你。二是大家宁可选择你妈而不是你如花似玉的妹妹，根本原因是中国人喜欢损人不利己，只要能恶心死你，就不怕恶心死自己。
而洋人正好相反，他们乐于损人利己，你妈太老了，我要“fuck you”。

君雅

以前我们被权力强奸，后来我们被权力和金钱轮奸，现在我们嫌轮奸还不够，我们相互通奸。
开始我们不愿意，但被强奸的次数多了，我们爱上了被强奸；我们曾怨恨强奸我们的人，慢慢地我们容忍强奸我们的人，接着我们爱上了强奸我们的人，后来我们学会了歌颂强奸我们的人，现在我们不怕被他们强奸，就怕他们不强奸我们。
强奸变成了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在被强奸和强奸别人中快乐的活着。

君雅

1968年8月的布拉格电台
作者：苗炜来源：读者杂志　　
1968年8月21日，星期三早上6点，居住在维也纳的作家约瑟夫·韦克斯伯格，打开床边的收音机，播音员用一种平稳的声调说：“昨天夜里23点，华约组织5个国家的军队入侵捷克斯洛伐克。”　　
早上7点，他听到报道，坦克正在布拉格市中心穿行。奥地利电台说他们已经无法联系到驻布拉格的记者，电讯服务中断了。贝尔格莱德电台不断重复：“大批军队正从不同方向向捷克斯洛伐克移动。”　　
直到8点约瑟夫才搜到布拉格电台，女播音员说，军队正在逼近电台大楼，她的声音控制得很好：“他们要让我们沉默，但他们不能让我们的心沉默。”另一个女播音员则强调“冷静和勇气”，然后忽然有一个男人的声音：“军队把大楼包围了。”他肯定拿着麦克风站在一扇敞开的窗前，外面传来机关枪的声音，听上去很近。女播音员的声音依然很坚定：“他们已经进入电台大楼，但我们还在这里，我们还和你们在一起。我们永不放弃，永不！”　　
在一段沉寂之后，布拉格电台的播音继续，电台能继续播出，是因为苏联军队第一次遭到了抵抗，穿着迷你裙的姑娘和穿着牛仔裤的小伙子在电台大楼门口组成了人墙，他们迫使坦克停了下来。当天晚些时候，收音机里传来一个声音：“这里是自由的、合法的捷克斯洛伐克电台。”　　
8月23日凌晨5点04分，捷克斯洛伐克境内最后一家官方电台被包围，但“自由的、合法的”广播网仍在继续工作，有些播音员的声音是听众所熟悉的，有些则是新人，背景有些嘈杂，敲门的声音、隔壁房间里讨论的声音，每隔几分钟，播音员就会重复一遍，“这是自由的、合法的捷克斯洛伐克电台”，以便让刚刚加入进来的听众明白。军队正在搜查这些电台，常常是一家电台消失了，另一家电台就加入到广播网中，他们宣称，有1400万国民的支持，这样的广播将持续下去。　　
苏联军队摧毁了许多发射机和电缆，但广播网依旧很有效率地在运行，捷克斯洛伐克学生拿着自己的小收音机靠近苏联坦克，想让那些士兵听到“真相”。在维瓦尔第的音乐之后，播音员说：“我们的国家曾被占领过好几个世纪，今天更需要我们的智慧。我们的历史是悲伤的历史，我们的武器是我们的尊严。”接下来，另一个女播音员说：“我们并没有感到任何英雄主义，我们只是在做自己的工作。”依靠广大听众的消息来源，广播网有时还会向某家电台的秘密地点发出警告：“赶紧带着你们的设备撤退，军队正向你们那个方向进发。”　　
8月25日，广播网继续传递各种信息，播出各色人等的演讲。8月27日，一个知名演员在电台中谈话：“每个人都在历史中扮演自己的角色。未来的演出、报纸都将接受审查，但我们的思想中并没有审查制度。”8月28日，电台中呼吁：“教师们，你们对这个国家负有责任，你们要本着自由和人性的角度来指导孩子，记住这些天发生的一切，把真相告诉孩子们。”8月29日早上，只有一家“自由的”电台还在播音，在950千赫，约瑟夫找到那电台，声音如耳语，接下来便是一片死寂。

君雅

笑给天看
作者：吴念真
读一本名为《佐贺的超级阿嬷》的书，阅读时的心情一如第一次看到《单车失窃记》，差异只是前者轻快明亮，后者凝重深沉；前者的主角是阿嬷，后者的主角是爸爸。阿嬷以逆来顺受、乐观包容的方式面对贫穷，爸爸则选择以无力的报复面对困境。同样的时代，同样是战败国，面对同样的贫穷与生存，却有不同的态度，差异仿佛无关国籍，只在性别。
　　
让我们一起想象：1946年夏天的某一天，战争结束不久，意大利，一个父亲牵着儿子的手满街找脚踏车；同时，在日本佐贺，有一个阿嬷在河边捞完从上游市场漂流下来的菜叶后，开心地回家，她的腰间绑着一根绳子，上面吊着一块磁铁，一路上，一些铁钉铁片就往磁铁上集中。　　
傍晚，当意大利的爸爸不顾儿子的哀求，撬开别人脚踏车的锁时，日本的阿嬷正从磁铁上取下一堆废铁，笑逐颜开。当意大利的小孩惊慌无奈地看着爸爸被众人责打、嘲弄的时候，日本的孙子却看到阿嬷得意地跟他说：“晚上有野菜可以吃，是河流免费运送来的！”　　
阅读最大的乐趣无非是与自己的生命经验相互交换印证。读完最大的感想是，我母亲说：再艰苦也要笑给天看。佐贺的阿嬷却更犀利，她是：再艰苦，也要让老天笑出声来！

君雅

中国狗和中国人
作者：傅斯年来源：原载1919年《新青年》第六卷　
有一天，我见着一位北京警犬学校的人，问他道：“你们训练的狗，单是外国种呢，或是也有中国狗？”他答道：“单是外国种的狗。中国狗也很聪明，它的嗅觉有时竟比外国狗还要灵敏，不过太不专心了。教它去探一件事，它每每在半路上，碰着母狗，或者一群狗打架，或者争食物的时候，便把它的使命丢开了。所以教不成材。”　　
我听了这一番话，很有点感触，何以中国狗这样像中国人呢？不是不聪明，只是缺乏责任心。中国人“小时了了”的很多，大了，几乎人人要沉沦。留学在国外的成绩颇不恶——胡适之先生说，犹太人在美国大学的成绩最好，其次便是中国学生，至于真美国人，远不如这两个民族——然而一经回国，所学的都向爪哇国去了。大约也是遇着了母狗，或者加入一群狗打架，或者争食物，所以就把已经觉悟的使命丢掉了。　　
中国狗和中国人同生在一个地带，一个社会以内，因为受一样环境的支配，和西洋的狗和人比起来，自必有人狗一致的中国派的趋向。和狗有同样的趋向，并不是可羞的事。所不得了者，这趋向偏偏是无责任心。　　
我以为中国人的无责任心，真要算达于极点了。单独的行动，百人中有九十九个是卑鄙的。为什么呢？卑鄙可以满足他自身肉体的快乐——他只对这个负责任——至于卑鄙而发生的许多恶影响，反正他以为在别人身上，他是对于自己以外的不负责任的，所以不顾了。团体的行动，百人中有九十九个是过度的。斗狠起来过度，求的目的便在度之外，手段更是过度的。这可就中国历年的政治斗争证明。为什么要这样呢？他以为虽过度了，于他自己无害；成功了他可抢得很多的一份，失败了人人分一份，他所分的一份也不比别人多，所以不择手段。一人得，或一团体得，而国家失的事，屡屡得见。现在“鱼行”当道固不必说了，就是前几年也有若干溢出轨道的事；若国会的解散，民国六年临时参议院的召集等等，都是以一团体的利害做前提，而把国家的根本组织打散。我很觉得中国人没有民族的责任心——这就是不怕亡国灭种。我又觉得中国人没有事业的责任心——所以成就的事业极少。没有私立的学校，公立的学校也多半等于官署；没有有力的工厂；没有不磨的言论机关。一时要做事业，不过预备他交游攘臂的媒介物：一旦求得善价，还是沽出去罢！　　
中国人所以到了这个地步，不能不说是受历史的支配。专制之下，自然无责任可负；久而久之，自然成遗传性。中国狗所以如此，也是遗传性。中国狗满街走是没有“生活”的。西洋狗是猎物种，当年的日耳曼人就极爱狗，常教狗做事，不专教它跑街，所以责任心不曾忘了。中国人在专制之下，所以才是散沙。西洋人在当年的贵族时代，中流阶级也还有组织，有组织便有生活，有生活便有责任心。中国人没有责任心，也便没有生活。不负责任地活着，自然没有活着的生趣。　　
我总觉得中国人的民族是灰色的，前途希望很难说。自五四运动以后，我才觉得改造的基本的萌芽露出了。若说这五四运动单是爱国运动，我便不赞一词了。我对这五四运动所重视的，是它的出发点是直接行动，是唤起公众责任心的运动。我是绝不主张国家主义的人，然而人类生活的发挥，全以责任心为基石。所以，五四运动自是今后偌大的一个平民运动的最先一步。　　
不过这一线光明也很容易烟消云散。若不把“社会性”用心地培植一番——就是使责任心成习惯——恐怕仍是个不熟而落的果子。　　
前清末年的改造运动，无论它革命也罢，立宪也罢，总有艰苦不拔、蓬蓬勃勃的气象，总算对于民族责任心有透彻的觉悟。民国元、二年间更是朝气曈曈。然而一经袁世凯的狂风暴雨，全国人的兽性大发。官僚武人在那里趁火打劫，青年人便预备着趁火打劫。所以我以为中国人觉悟还算容易，最难的是把这觉悟维持着，发挥去。　　
我们自己以为是有新思想的人，别人也说我们有新思想。我以为惭愧得很。我们生理上、心理上，驮着两三千年的历史——为遗传性的缘故，又在“中国化”的灰色水里，浸了二十多年，现在住着的，又是神堂，天天必得和庙祝周旋揖让。所以就境界上和习惯上讲，我们只可说是知道新思想可贵的人，并不是彻底地把新思想代替了旧思想的人。我不曾见过一个能把新思想完全代替了旧思想的人。我们应常常自省，我们若生在皇帝时代，能不能有一定不做官的决心？学生在科举时代，能不能一定不提考篮？能不能有绝俗遗世的魄力？不要和好人比，单和阮嗣宗、李卓吾、袁子才之流比，我们有没有他们那样敢于自用的魄力？我们连袁子才的不成才的魄力亦没有，那么，后人看我们，和我们看前人一样，我们现在觍颜自负的觉悟，不和当年提过考篮而不中秀才的人发生一种“生不逢时”的感情一样么？有什么了不起呢？这感情能造出什么生活来呢？　　
所以新思想不是即刻能贯彻了的，我们须得改造习惯。

君雅

布拉格，面对坦克的英雄
作者：刘震云    　

他们已经去世四十年了。　　

他们是两个布拉格青年。当年，他们是查理大学的学生。　　

他们叫Jan Palach和Jan Zajic。　　

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有了“布拉格之春”，当时的领导人杜布切克，想改变固有的体制，给人民一定的民主和自由。8月20日，苏军的坦克开进了布拉格。Jan Palach和Jan Zajic与众多的学生和民众，上街阻拦苏军的坦克。但是，一夜之间，苏军占领了布拉格，将杜布切克劫持到莫斯科；接着，傀儡胡萨克上台；接着，开始了大清洗。整个捷克斯洛伐克万马齐喑。当举国忍受这种沉闷和耻辱的时候，1969年1月16日，21岁的大学生Jan Palach在着名的瓦茨拉夫广场点火自焚，用自己年轻的生命，欲唤醒民众的良知。他的目的达到了，整个捷克斯洛伐克开始游行示威。这些游行的人没有旗帜，没有口号，只是默默地走着，一言不发。一个月后，19岁的大学生Jan Zajic再次在瓦茨拉夫广场自焚。捷克斯洛伐克的人民再次走上街头，默默地走着，一言不发。　　

当然，Jan Palach和Jan Zajic的举动，并没有改变历史的进程。胡萨克执政多年，整个捷克斯洛伐克成了苏联的附庸。二十年后，在历史的大潮中，捷克和斯洛伐克，才变成了今天的模样。　　

也可以说这两个学生幼稚。因为他们是学生，才有这样的举动和冲动。　　

如果他们不举动和不冲动，四十年后，他们已是六十岁左右的臃肿的布拉格老人，在熙熙攘攘的瓦茨拉夫广场走着。街道两旁，林立着商铺、麦当劳、迪士高舞厅和赌场。　　

他们并没有改变历史。历史沉重的脚步，该往哪个方向前行，还往哪个方向前行；该改变的时候，它自然会改变。　　

但是，他们也改变了历史。历史虽然没有改变前行的方向，起码在这里停顿了一下。　　

四十年后，人们没记住历史前进的每一步，记住了这一停顿。　　

在人类历史上，不分地域和民族，重大义轻生死，是极少的人能够做到的；大多数人，走在商铺林立的大街上。　　

但是，这些极少的人，如廖若的晨星一样，指引着黎明和希望。　　

Jan Palach和Jan Zajic也改变了自己。四十年过去，他们没有变成臃肿的老人，他们以青春焕发的激情时光，永远定格在瓦茨拉夫广场和历史上。　　

他们是捷克和斯洛伐克的英雄，也是人类的英雄。

君雅

那些卑微的母亲
作者：卫宣利   
晚上，和朋友一起去吃烧烤，我们刚在桌旁坐下，就见一个老妇提着一个竹篮挤过来。她头发枯黄，身材瘦小而单薄，衣衫暗淡，但十分干净。她弓着身，表情谦卑地问：“五香花生要吗……”彼时，朋友正说着一个段子，几个人被逗得开怀大笑，没有人理会她的询问。她于是再一次将身子弓得更低，脸上的谦卑又多了几分：“五香花生要吗？新鲜的蚕豆……”　
她一连问了几遍，却都被朋友的说笑声遮住。她只好尴尬地站在一旁，失望和忧愁爬满了脸庞。我问：“是新花生吗？怎么卖呀？”她急慌慌地拿出一包，又急慌慌地说“新花生，三块钱一包，五块钱两包……”我掏了五块钱，她迅速把两包花生放在桌子上，解开口，才慢慢退回去，奔向下一桌。　　
每次去逛超市，都会看到那个做保洁的女人，也有五十多岁了吧，头发灰白，晒得黑红的脸膛上布满细密的汗珠，有几缕头发湿湿地贴在脸上。她总是手脚不停地忙碌，在卫生间，在电梯口，在过道。她弯着腰用力檫着地，超市里人来人往，她刚檫过的地，马上就被纷至沓来的脚步弄得一塌糊涂。她马上回过头来，重新檫一遍。　　
有一次，我上卫生间，正好碰到她。她的头垂得很低，看不到脸上的表情，只看见她的两只骨骼粗大的手，捏着衣角局促不安地绞来绞去。那双手是红色的，被水得起了皱，有些地方裂开了口子，透着红的血丝。她的对面站着一个年轻的男人，看样子是超市的主管，那人语气凛凛地训斥她：“你就不能小心点？把脏水洒在人家衣服上，那大衣好几千块呢，你赔得起吗？这个月的工资先扣下……”她急了，伸手扯住那人的衣袖，脸憋得通红，泪水瞬间涌得满脸都是。她语无伦次地说：“我儿子读高三，就等着我的工资呢，我下次一定小心……可不能全扣了呀……”她几乎就是在低声哀求了。　　
逛街回来，遇上红绿灯。我们被交通协管员挡在警戒线内，等待车辆通过。这时，马路中间正在行驶的车上，忽然有人扔出一只绿茶瓶子。瓶子里还有半瓶茶，在马路上骨碌碌转了几个圈，眼看就要被车辗住。忽然，就在我身旁一个女人，猛地冲过交通协管员的指挥旗，几步跳到马路中间，探手捡起那只瓶子，迅速塞进身后的蛇皮袋里。她的身后，响起一大片汽车尖锐的刹车声，司机气急败坏地冲她嚷：“抢什么抢，不要命了？”　　
她一边陪笑着往后退，一边扬起手中的瓶子冲着我们这边微笑。我回头，这才看到，我身后还有一个衣着破烂的男孩儿，也竖着两根手指，在冲她笑。母子俩的笑容融在一起，像一个温暖的磁场，感染了所有的人。我明白了，她是一个贫穷的母亲。那个水瓶，不过一两毛钱，对她而言，可能就是一个做孩子晚饭的烧饼，或者是一包供孩子下饭的咸菜。　　
生活中，常常能看到这样的女人。天不亮就满城跑的送报工，满面尘土的垃圾工，摇着拨浪鼓收破烂的师傅，被城管撵得到处跑的水果小贩……她们身份卑微，为了一份微薄的收入兢兢业业。她们又无比高尚，为了孩子，胸腔里藏着震惊世界的力量。　　
她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母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