疾病和社会意识的双重作用,让生病的学生变得敏感,他们担心以「异类」的身份暴露在更广阔的社交网络中。 方斐的「警惕」来自高中,在校内进行过一次心理咨询之后,很快班主任就获知了这一信息,找她谈话,同时表达想告诉家长。「感觉像打小报告」,她拦住了班主任。那场谈话并不愉快,对方「说了一些没有任何帮助的话,还让我觉得自己『不正常』」。 除了量表问卷的形式外,在一些高校,还设立心理委员这一职能,试图起到「瞭望塔」的作用。担任「心理委员」的学生需要观察和评估班级同学的心理状况,主动干预,一旦超出能力范围,则需要上报。 一位曾担任「心理委员」的学生告诉偶尔治愈,因为缺乏足够的专业知识,在解读日常生活中同学的行为时会出现误判,「放大一些问题」或者「错过一些信号」。更多的时候,为了避免同学间的矛盾,他宁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咨询师赵文河也发现,在实际操作中出现的问题还在于,心理委员一旦被选出,反而因为这个身份,难以和同学达成有效沟通。「如果是这个班里的热心人,大家愿意跟他聊,但一旦成为心理委员,大家都不跟他聊,这种很常见。」 除了担心成为「另类」之外,「休学担忧」也经常被提到。学生们常会举例,认识的某一位同学因为心理健康恶化,休学后产生了一系列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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