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驾马车 高质量和高增长并不必然矛盾 NBD:盘点一下14个“万亿俱乐部”城市,它们GDP增长中的投资、消费和出口三驾马车,有着不同马车的组合,是否呈现出不同的经济发展模式? 冯奎:这14个城市,确实有些还是主要依靠投资拉动为主,比较典型的像天津、重庆。还有一些城市,确实过了这个转型发展的阶段。我举两个例子,一个是北京,一个是上海。在一段时期,上海的工业增加值超过浙江和江苏两个省,经过多年发展后,它转变成一个以消费为主的地区,消费能力现在全国第一。而北京在开奥运会时,消费率就已经超过投资的比重,现在甚至超过30个百分点。还有一些城市正处于转变过程中,像成都。 总的来讲,14个城市都在不同程度上进行这种转变,不可能只靠一驾马车来带动,还是要强调动力的相对均衡。 徐洪才:城市发展有共性,也有差异性。共性的方面,比如不可忽视的重要领域,就是房地产开发,通过房地产驱动城镇化有它的合理性。 但是,各地的差异性也比较大。比如深圳,过去是搞“三来一补”发展制造业,最近十几年,在创新方面则引领全国潮流,诞生了一批高科技公司。另外,比如杭州,在电子商务领域一枝独秀。当然,这也是利用湾区外向型经济的区位优势。而重庆则着力于发展制造业,在充分利用土地资源方面做的也比较出色。 NBD:这14个“万亿俱乐部”成员,都在潜移默化地发生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型。那么这种转型,是否影响到GDP增速?怎么看高质量发展和经济增速的关系? 冯奎:如果把这个质量和速度做一个简单的配比,那最好的当然是高质量高速度。当然最差的就是低速度低质量。另外,还有可能是高速度但低质量。那有没有高质量低速度?有些经济体的确是这样。 从长期来说,未来中国城市的经济发展,不大可能再像以往那样高速增长。未来,我们要追求首重质量,兼顾速度,所以要把质量摆在第一位。但总体来说,我们的经济增长也要有一定的速度。如果速度非常之低,我想这个高质量也就谈不上了。 那这两者有没有矛盾?从时间脉络上讲,未来在增速上整体是下降的。但是从具体的城市来讲,有些城市经过了调整和转型升级,很可能在以后还要实现比现在更高速的增长。 徐洪才:不同的城市发展阶段,有不同特点。在人均收入6000美元以下的低收入阶段,我们以追求速度为主。去年年底,我们已经达到人均收入9000美元。目前,正从中等收入向高收入迈进的过程当中。此时,我们的经济结构和发展的政策取向都发生了深刻变化。 现在,要解决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问题,解决我们供给侧发展的质量不高、供给结构不合理、低端化等问题。所以我们的城市,要通过供给的结构性改革,提升全要素生产力,最终是通过技术的进步和发展方式的转变,让我们的经济效益更多地体现出来。 增速下调 GDP情结短时期内不会消失 NBD:对比2017年,一些城市GDP的实际增速没有完成预期目标。二位怎么看这个现象? 徐洪才:这里有很多主客观原因。比如东北地区的艰难,是过去长期形成的。东北国有经济比重过高,政府行政干预过多,小微企业市场机制发挥不充分。另外,现在把防范金融风险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有些地区不敢盲目扩大债务,速度也就有所放缓。同时,污染治理使得落后产能退出淘汰力度加大,这对某些地区财政和经济发展也有一定短期影响。 而有些地区的增长却超过了预期。比如贵州,本身是落后省份,但是最近几年在互联网大数据产业方面发挥了后发优势,实现弯道赶超。 冯奎:一些地区经济增速低于所谓全国省份平均线的问题,也有多种原因。 一是原先历史上长期积累下来的矛盾,比较典型的就是黑吉辽。要在短时间之内实现复苏,可能只是假象。还有一类地区,实际上是用降低一定的速度,来赢得了发展更大的空间,比方说,在京津冀地区。近两年,北京在调整产业结构、推动京津冀协调发展方面都做了很多工作。这是把工作重点放在未来整个区域协同发展上。再有就是东部一些省市,发展的基数已经非常大了,不可能按照传统老路再走下去,而应该率先进行创新引领。 因此,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要看到没有达到预期目标的原因是什么。我在一个地方调研,当地官员对我说:“我的速度下来了,没有达到预期,但是你看我在干什么?如果你看到我朝着一个正确的方向努力,未来仍然是值得期待的。”我认为讲得很好。 NBD:2018年,很多省份、城市都下调了GDP增长目标,是否意味着各个城市政府对GDP的认识也发生了变化? 冯奎:GDP情结不会短时间之内就没有了。而且从国家发展来说,要建成小康社会,要建成现代化国家,总还是要在经济总量上不断增加的。所以“万亿元俱乐部”这样的提法,我认为在一定时期之内,仍然有它的意义。 最主要的改变是什么?是大家对于发展路径方面的改变。也就是说,过去靠投资拉动、要素驱动,现在是通过创新,建立现代化的产业体系,加强人力资本、科技、金融服务于实体经济,来推动经济发展。追求经济增长仍然是我们工作中的重点,问题是要把质量摆在增长的前面。 徐洪才:过去以GDP为纲,演变成了GDP竞赛,调动了各地各城市的积极性,上马了一些低端项目,带来负面影响。现在政策导向了高质量发展,大家就可以顺势而为,把增长目标主动调低一点。另外,基于各个城市自身实际,恐怕再维持过去那种高速增长也力不从心了。 在此背景下,地方政府从实际出发,主动下调GDP增速是可以理解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你就可以因此懈怠,就可以不发展。我们还是希望在保证质量不断提升的前提下,尽可能速度比较快一点。 评价指标 人是城市发展第一推动力 NBD:的确,这是个高质量发展的新时代,那么对城市经济发展,我们是否需要一套新的评价体系? 冯奎:我们有很多这样的评价体系,来讨论中心城市、卓越城市、全球城市等。我倒觉得不宜过多提出新的评价指标。我们还是应该强调城市发展基础性的工作。 比方说,城市怎么样提高土地利用效率?怎么样使环境发展符合要求?怎么样使规划更加具有科学性?怎么样改变一些传统的不合理制度,来吸纳更多的外来劳动力?怎么样通过体制改革,让一些中小城市焕发出活力?我觉得把这些工作都做好了,在一个坚实的平台上,一步一步朝前走,城市素质在未来必然越来越高,必然身强体壮。 相反,只追求一两个所谓好看的指标和国际上进行对接,可能会导致城市的畸形发展、基础不牢。 徐洪才:从综合指标来看就是全要素生产力。具体来讲,一个比较管用的直观概念,就是劳动生产力,即单个就业劳动者带来的GDP。
另外还有很多分项指标,比如单位GDP所需要消耗多少标准煤、单位GDP带来碳排放强度等。当然,还有从民生的角度,看社会保障、医疗卫生、就业以及教育的投入等……未来指标体系肯定会逐步完善,并且摒弃过去以GDP为纲的这样一种指标。 NBD:这个其实就是美好生活、幸福生活的指标。在这14个“万亿俱乐部”城市中,二位最看好哪个城市?为什么? 徐洪才:从过去的表现来看,深圳确实一枝独秀。过去深圳没有几所像样的大学科研机构,但就凭这样一个基础,就申请那么多专利,超过了北京和上海,十分令人期待。 但是从综合实力以及未来的发展后劲来看,我觉得上海和北京应该能焕发青春活力。因为你拥有的资源存量,是别人无法比拟的。那么,通过体制机制创新,应该有更大的爆发力,对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冯奎:城市之间有些东西是要比的,但每个城市都有它自己的模式,有些东西是不可比的。总体上,我觉得创新驱动特征很明显的城市,是大家一致看好的,比如深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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