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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2-10-6 17:20 | 显示全部楼层
大喜的日子是也 发表于 2022-10-5 17:54
中国女篮获女篮世界杯亚军

2022年10月01日 15:39 央视网作者:央视新闻

女篮还不是真正世界强队

2022年10月03日 16:34 环球时报


  在2022年女篮世界杯上率队获得亚军后,中国队主教练郑薇2日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表示,成绩虽然可喜,但惊喜过后也要冷静下来,找出问题,不断提高,向着“成为真正的世界强队”这一目标继续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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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薇当选女篮世界杯最佳教练,她为中国女篮默默付出40年
  回顾世界杯:越打越强 越强越勇
  1日,在悉尼奥林匹克公园超级圆顶体育馆,中国队以61:83不敌美国队,自1994年后历史第二次获得女篮世界杯(包括其前身世锦赛)亚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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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6日,中国队主教练郑薇在比赛中指挥。新华社发(胡泾辰摄)

  2日专访中,郑薇表示,世界杯成绩应该说超出了预期,因为赛前给球队定的目标是一定要超过上届成绩(第六名),最主要的是在场上体现中国女篮不畏强手、敢打敢拼的精神,体现球队自己的风格,从这点来说,球队表现得非常不错。
  “要说哪场比赛印象比较深刻?我觉得每场比赛都很重要。因为第一场虽然打韩国队,球队间有实力上的差距,但是第一场比赛对这个系列赛会定下一个调子,所以我觉得我们每场比赛都做了很充分的准备,应该说一场比一场打得好,而且后面是越打(对手)越强,越强(我们)越勇,”她说。
  1994年女篮世锦赛上,郑薇以球员身份随队获得亚军。28年后她再次站上世界杯决赛场,她觉得比当年“加倍高兴”,因为这次是作为教练员把球员们送上领奖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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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日,中国队在比赛后。新华社发(胡泾辰摄)

  “悉尼是我们的福地,因为中国女篮曾在这里拿过世界第二,其实当时我们是有机会冲击冠军的,很遗憾,错过了那个机会。这次我非常想带领队伍走得更远。”9月29日在率队打进世界杯四强后,郑薇曾对记者说。
  回顾中国队20多年来的起伏,郑薇说,1994年以后,中国女篮的成绩除了在北京奥运会时冲到前四,其他时候基本都是在中游水平。
  “我觉得打进世界强队之列,是我们中国女篮一直的一个目标。这次球员们非常给力,在场上的表现完全释放了自我,实现了这个目标,我非常为她们感到高兴。”她说。
  展望巴黎奥运会:任重道远,未来可期
  担任主教练一职前,郑薇在国家队担任助理教练十余年、辅佐过三任主教练。
  谈起过往的执教生涯,她说,从运动员到教练员,包括到国家队当教练这么多年,经历了很多大赛,获得了经验,同时也在更多了解对手,是一个积累的过程。
  本届世界杯中国队平均年龄不到26岁,年轻预示着球队仍有提升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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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日,中国队在颁奖仪式后。新华社发(胡泾辰摄)

  “其实我们的球队非常年轻,一小部分是2000年(左右出生)的球员。除了东京奥运会以外,她们经历的大赛还没有很多,加上这两年疫情影响,和国际交流并不多,缺少打这种大赛的经历,她们未来可期。”郑薇说。
  中国队在本届世界杯10天8赛的高强度赛程中,交出6胜2负的成绩。郑薇说,从本届杯赛看,世界女篮的发展非常快。
  “对抗性越来越强,速度越来越快,位置概念越来越模糊。”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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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6日,中国队球员武桐桐(左)在比赛中带球进攻。新华社发(胡泾辰摄)

  1日赛后,女篮队员武桐桐说,郑导(郑薇)跟大家讲过,在完成一个目标的同时,一定要确定下一个目标。“我们已经有了下一个目标,巴黎见。”
  谈到下一个目标,郑薇说,世界杯惊喜过后,还是要冷静下来,找出存在的问题,从比赛中学到更多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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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9日,中国队主教练郑薇在比赛中指导球员。新华社发(胡泾辰摄)


  “中国女篮虽然平了过去的纪录,这是非常可喜的一个成绩。”她说,“但是从目前看,我觉得我们的实力还不具备(世界)强队的实力。我们今后应该是任重道远。”
  “通过总结,找出问题,让自己不断去提高,成为真正的世界强队。”
  来源:新华社

云风景

啊!云之轻盈,
那是季节的衣襟;
打扮温馨的花絮,
你在我的花季中停。
沉醉于幻境中,
美好都藏在光阴;
云有梦的色彩,
温暖我的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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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2-10-7 14:15 | 显示全部楼层
猴头菇成为猫咪平替天花板,当铲屎官有多治愈?

2022年10月02日 09:16 时代周报-时代在线

治愈“猫毒”的方法是以毒攻毒,继续吸猫。
  编者按:疫情影响下,固有的长假“打开方式”被改变。新的生活方式开始崛起,不需要远行,我们也可以逐渐安顿好自己的内心。时代财经特此推出《国庆七天,我治好了自己的精神内耗》系列策划,看看年轻人是如何治愈自己的。
  如果猫咪能上学,那橙汁也该上幼儿园了。
  橙汁是朋友家散养的流浪橘猫生的,一胎四只。当装着四只奶猫的纸箱一打开,光线和冷风开始侵入,另外三只奶猫害怕得缩在一团不停地叫,只有橙汁淡定自若。
  我心想,这么安静,带回家养几天爸妈也不会发现,先斩后奏的养猫计划一定顺利。
  我慌慌张张地抓起橙汁,仔细观察。她随妈妈长一身橙白相间的毛发,眼睛大而有神,在我手上张牙舞爪。没纠结多久,我就选中了她。
  不,朋友说,是橙汁选中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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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为安静乖巧,谁知道是调皮鬼。
  猫圈里,人类被称为铲屎官,猫才是主人。于是,在橙汁21天的时候,我将她抱了回来,成为千万养猫大军中的一员,橙汁从此取代我爸当上一家之主。
  人人都说养猫很简单,但对一条生命负责要操的心可不少。
  刚到我家时,橙汁小得一只手就能够握住,身上胎毛还没褪掉,牙齿还没长齐,没机会跟随妈妈学习进食、埋排泄物、捕猎等技能,我自然充当妈妈的角色。
  经过用针筒喂奶和用湿巾擦屁股的手忙脚乱的一个月,橙汁好不容易到了猫咪可以自行喝水和排泄的年纪,我害怕她不会自己喝水,跪在地上向她示范喝水,等她拉完粑粑示范怎么埋粪便,也会拿着罐头追着她跑,半夜起来看她睡得安不安稳······现在想起来极其可笑,但新手铲屎官的命运就是这样被安排得明明白白。
  从那以后,我才明白为什么“有一种冷叫你妈觉得你冷”,也明白为什么小孩子会有乳名——出于宠爱和习惯,普通的名字会演化成各种顺口的名字。
  “麻麻走了,出去打猎,你在家要乖啊。”“橘橘,麻麻下班回来啦,你今天过得怎么样啊?”每次出门和回家,我都用跟孩子打招呼的方式和她交流。
  没多久,橙汁开始进入“反叛期”——偷袭人、玩蟑螂、咬电线、在被子上乱尿、在餐桌上行走、钻进脏兮兮的床底、在无辜的衣服上抓出一个个洞······我一边被她各种捣乱气得火冒三丈,一边收拾残局。
  但我相信,大部分铲屎官都依旧心甘情愿被猫咪“摆布”。
  近几年,社会快速运转,人的精神世界可能未能被完全满足,科技发达也让人与人的交流变得便捷冷漠,每个人都自称“社恐”,也越来越多人选择单身,但陪伴的需求没有消失,从宠物身上获取疗愈越来越流行。摩登都市里,吸猫的热度从未减弱。
  为了治愈内心焦虑,没猫的网友也发现了“平替”——猴头菇。猴头菇毛茸茸的手感跟撸猫相似度达90%,“没有猫的朋友试下撸猴头菇”的话题一度冲上热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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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猫咪平替天花板——猴头菇。
  有研究表示,猫咪的陪伴可以大大减轻对常规治疗无效的恶性抑郁症。当我的注意力在橙汁身上,和她好像会说话的眼睛对视,抚摸她毛茸茸的身体时,我内心的愉悦和平静会放大,烦躁和压抑也明显被稀释。
  我试过失恋对着橙汁大哭,写稿写到卡壳时翻出她的照片,跟她分享不能告诉别人的秘密。烦恼不会消失,但在低潮期有宠物的陪伴,会让人觉得不再孤单,任何事情还有转弯解决的余地。
  我把橙汁当成女儿,经常和她说话,抱着她亲亲或者去阳台看风景,导致我妈经常教训我,“生个孩子不比养只猫好?”
  当然不。不得不说,跟你最亲近的人未必能像宠物一样产生这种“治愈的疗效”。
  从颠颠簸簸爬行,到在家里跑酷、跳上三米高的天花板;从饭来张口,到成功捕捉鸟雀,橙汁一天天长大,我也成长不少,情绪更健康稳定,人也更开朗。并且,当人拥有宠物,责任心和保护欲会增强,人也会变得更勇敢。
  比如以前看到蟑螂我会害怕地喊“妈”,但现在怕橙汁吃进肚子,我能毫不犹豫拿起拖鞋一举消灭它。
  偶尔我也羡慕别人家的猫,亲人乖巧,不过转念一想,人无完人,也没有完美的猫,每只猫咪都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个体。我经常会想,橙汁填补了我的生命,也完整了我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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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橘橘庆祝2岁生日。
  如果你每天出门前和回家第一句跟猫咪说“我回来了”,手机里几万张照片有一半是猫片,有洁癖但觉得一年不洗一次澡的猫咪是世界上最干净的生物,有事没事抱着猫咪亲亲,希望科学家能发明人类和猫交流的机器,小红书发帖时加上“我家宠物真可爱”的话题······
  如果以上6条全中,你跟我一样都中了十级猫毒。
  怎么治?继续吸猫吧!
IMG_3285.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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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2-10-7 15:00 | 显示全部楼层
山西河曲的“小县大改革”

2022年10月05日 07:27 中国新闻周刊

  从国家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角度来讲
  对人口小县进行机构改革是一个趋势
  将36个党政机构精简为22个、135名领导职数精简为114名、186个涉改事业单位整合为40个、1964名事业编制核减为659名,对因改革超编的事业人员重新调整……山西省河曲县因大刀阔斧对机构进行改革,近期备受舆论关注。
  河曲县位于忻州市西北部,地处山西、陕西、内蒙古三地交界处,故有“鸡鸣三省”之称。这里也是著名的走西口之地,县城紧邻黄河而建,总人口仅有12.4万,是个典型的“人口小县”。
  2020年4月,河曲县被确定为山西省第一批人口小县改革试点县。近日,河曲县委改革办发布消息称,该县机构改革各项任务基本完成,取得了阶段性成效,“大部制”目标基本实现。
  根据方案,河曲县计划用3~5年时间,逐步实现机构、编制、人员大幅度下降,保持干部队伍体系新鲜血液和合理年龄结构,构建简约高效的基层管理体制,为全省深化人口小县机构改革先行先试,趟出新路,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
  河曲县因何要推行此次改革?改革的推进是否顺利?取得了哪些成效?精简人员又该如何调整安置?带着这些问题,9月上旬《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前往河曲县进行了实地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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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河曲县紧靠黄河,位于三地交界,也是著名的走西口之地。摄影/本刊记者 周群峰

  改革方案几易其稿
  河曲县煤炭资源丰富,处于神府煤田、东胜煤田、河东煤田能源金三角中心地带,煤储量120亿吨,含煤面积355平方公里,占全县面积的27%。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祖辈留下的“黑金子”,让河曲县逐步摆脱了贫穷,解决了温饱问题。
  忻州是山西省面积最大的省辖市, 2021年河曲县GDP达到174.18亿元,在忻州14个县市区中排名第三,也是全市五个超过百亿元的县市区之一。
  虽然煤炭资源丰富,财政收入在全市排名靠前,但交通不便仍制约着当地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河曲县至今不通火车,距离省城太原有300余公里。《中国新闻周刊》记者从忻州乘坐客车前往河曲,司机称因灵河高速公路长梁山2号隧道隧址区洞顶山体发生大面积不规则裂缝,导致隧道正处于封闭施工阶段,只能绕道行驶,原来大约两个半小时的车程,现在4个小时都不能保证。记者最终历时大约5个小时才抵达河曲县。
  河曲县此次机构改革源于三年前。
  2019年年底,时任山西省委主要领导在基层调研时发现,全省人口小县存在一些共性问题,比如财政供养入不敷出,财政支出主要依靠政府转移支付,还普遍存在“等、靠、要”的思维惯性。
  山西省委编办有关负责人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山西省人口小县数量较多,且大多存在财政供养人员比例失衡、人浮于事等突出问题。因此,省委决策部署开展人口小县机构改革试点工作。中央编办对此大力支持和充分肯定,指出“山西用改革的办法破解基层治理难题,在全国都有示范意义”。
  多位受访者称,在改革前,河曲县也存在机构不够精简,人浮于事,办事效率不高等现象。
  数据显示,山西省全省117个县级行政区中,人口不足20万人的有47个,不足10万人的有16个,人口最少的永和县常住人口不足5万人。
  2020年4月,根据山西省委部署要求,忻州市河曲县和临汾市浮山县成为山西省第一批人口小县机构改革试点县。浮山县位于山西南部、临汾盆地东缘,面积940平方公里,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显示,常住人口仅为98833人。
  为了做好这项改革,河曲县委成立了县委书记任组长的领导小组。
  一位受访的河曲县委前主要领导说,当时山西省制订了一个方案,县里也制订了一个方案,“当时省里的一些构想因不接地气最终没有落地。比如一开始省里希望县四套班子领导兼任局长,我说这不现实,比如县人大、政协的领导,很多都是一些优秀的老局长提拔上来的,让他们再兼任局长不合适”。
  河曲县委组织部副部长、县委编办主任邬志明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开展人口小县改革,因为没有可参考的样本,围绕哪些部门合并,如何合并等事项,河曲县领导小组内部多次讨论、研究,多次向省、市请示汇报。党政机构改革方案先后修改了16稿,事业单位改革方案先后修改了35稿才最终成型。
  2020年11月28日,山西省委办公厅、山西省政府办公厅联合印发《关于批复人口小县(河曲县)机构改革试点实施方案的通知》,称该方案经省委编办审核后,已报省委、省政府批准,由忻州市印发并做好组织实施工作。
  根据方案要求,河曲县原36个党政机构整合为22个,事业单位由186个整合为40个。
  在党政机构整合过程中,河曲县对职能相近的单位进行重组整合。如县委办公室与县政府办公室合署办公、县委宣传部与县文化和旅游局合署办公(即一套工作机构、两个机关名称);整合民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等部门职能,组建县民政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整合县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局、县交通运输局,组建县城乡建设和交通运输局等。
  在事业单位整合时,推进职责任务相近机构跨部门整合。比如河曲县招商服务中心与县项目预审中心合并为河曲县项目推进中心,主要负责全县招商引资、项目建设、省市重点工程等工作。
  河曲县项目推进中心主任张志宏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改革前,招商服务中心仅负责项目的对接、洽谈、签约、落地等阶段的跟踪服务工作。改革后,项目推进中心需要从项目招引、签约、落地到开工、建设、投产做到全程负责。
  河曲县项目推进中心一位负责人表示,改革前,他任河曲县招商服务中心副主任。那时做好招商一件事就可以,跟意向企业签署合作协议后,他的工作就完成了。
  “这些企业后续跟其他单位如何对接,项目能不能最终落地等,都不是我们考虑到事情。现在改革后,我们需要对招商、签约、落地、开工等业务做到全程负责。所以,现在招商时就得考虑到项目是否会落地。”他说。
  河曲县还规定,原则上不再设立10名编制以下的事业单位,县委、县政府直属事业单位不超10个。
  从2020年12月23日起,河曲县机构改革新组建的县民政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县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县林业局)、县城乡建设和交通运输局、县农业农村和水利局(县扶贫开发办公室)、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县综合行政执法局)等多个新组建的部门相继揭牌亮相。
  6名副县长均兼任局长
  河曲县机构改革的一个显著特点是,部分局长由副县长兼任。
  《中国新闻周刊》从河曲县委组织部了解到,该县目前有7位副县长,除1名挂职的副县长外,其余6名都兼任政府主要部门的局长职务。这6个局分别为:发改工信和科技商务局、农业农村和水利局(乡村振兴局)、市场监督管理局(综合行政执法局)、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林业局)、公安局、民政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
  邬志明说,这6名副县长既分管一些工作,同时兼任一个主要部门的局长。比原来操心多了,但也提高了工作效率。
  他介绍说,在改革前,这些部门遇到重大事情时,先是股长跟分管副局长汇报,分管副局长跟局长汇报,局长再汇报给分管副县长,“改革后,可以一竿子插到底,担任局长的副县长在单位开会时,可以直接跟股长对话。这样既减少了层级,又提高了效率”。
  河曲县要求兼任政府工作部门主要负责人的副县长,担任党组第一书记,负第一责任;每周到兼职单位至少坐班一次,重点主持“三重一大”(重大事项决策、重要干部任免、重要项目安排、大额资金使用)事项和“三个重点”(重点指标、重点任务、重点工作)的集体决策。
  主持日常工作的常务副职担任党组书记,主持召开局长(部长、主任)办公会议、局务(部务、主任)会议,对工作人员进行日常管理监督,重要情况向兼任主要负责人的县领导汇报。其他副职做好分管工作,对局长负责,形成一级抓一级、一级对一级负责的工作格局。
  《中国新闻周刊》从山西省委编办获悉,比如市政道路项目立项,改革前河曲县需经发改局公交股、分管副局长、局长、分管副县长逐级审核,改革后兼任局长的副县长可以直接对接发改局一个股,管理层级减少两个,办事时间大幅压缩。
  2021年5月,河曲县副县长赵振宇同时兼任了县民政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县医疗保障局的局长。
  9月7日下午,在参加一个防疫会议的空隙,赵振宇接受了《中国新闻周刊》采访。
  “我是分管卫生的副县长,现在还处于疫情期间,防疫压力比较大。机构改革后,我又兼任三个局的局长,所以肩上的担子一下子重了许多。”赵振宇说。
  机构改革后,赵振宇一个最明显的感受是,他要同时担任三个局的法人。这与以前只做分管副县长的概念大不相同。他说,“这意味着如果出现问题,副县长将要负连带责任,承担的工作压力也更大,因此兼任后必须更加熟悉局里的业务。”
  为了更加了解单位的业务,熟悉单位的同事,赵振宇要定期不定期去这三个局办公。他称,机构改革前,民政局和人社局就是两个大局,现在合并为民政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后,工作更为忙碌,他每周去这个单位至少两三次,另外两个局去的就会少一些。
  “从工作角度讲,作为一名党员干部,应该哪里需要去哪里,但一下子担任三个局的局长,确实有时会忙不过来。虽然这三个局平常都有一个常务副局长在局里,但是遇到重大事项和疑难问题的决策,都需要我参与。”赵振宇说。
  他表示,机构改革的初衷就是减少管理层级,实现扁平化管理,让上下沟通更加顺畅,队伍更加精干高效,通过实践看,也确实实现了这个目的。以前作为副县长,他只和局长沟通,现在兼任局长后,他到局里开会时,副局长、科股长都可以直接跟他沟通,“这省了很多中间环节,也让我对一些情况了解得更透彻更及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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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曲县将发展和改革局、工业和信息化局、能源局三个行政职能局,整合成组建县发改工信和科技商务局。摄影/本刊记者 周群峰

  他举例称,民政局和人社局很多业务都直接面向老百姓,机构改革前,有些数据分在这两个单位,现在通过机构改革两家合为一家后,实现了数据共享,老百姓不需要为办一件事跑两个单位。同时,不同单位间互相推诿扯皮的现象也大为减少。
  方案在实施过程中,也发现一些不合理的地方需要调整。比如,有受访者表示,一名副县长兼三个局的局长就有些不现实。
  2022年年8月,按照上级相关文件,经过河曲县委常委会集体研究决定,赵振宇只兼任县民政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局长,不再兼任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局长、县医疗保障局局长。
  数十人离开领导岗位
  多位受访者均表示,机构改革后,工作压力有所增加,但工作效率也明显提高了。
  河曲县将原发改局、原工信局、原能源局三个行政职能局整合组建了发改工信和科技商务局,局长由县委常委、副县长高骏兼任。
  《中国新闻周刊》在河曲县发改工信和科技商务局采访时,看到该局走廊上挂有该局改革前后情况对比的展板。上面显示,改革前后领导班子职数由8个(发改局和工信局各有1名局长、2名副局长,能源局有1名局长、1名副局长),缩减为5个(1名主持日常工作的正科级副局长、4名副科级副局长)。
  县发改工信和科技商务局副局长李彦彪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改革后,他分管工信、国资等方面的工作,工作职责涵盖了原工信局的工作内容,同时还要对接忻州市里的工信、国资等部门,工作内容一下子增加了许多。
  他称,随着职能职责的增多,在全面加快发改、工信、能源融合发展的同时,干部自身的压力也在增大,“这也倒逼我们提升政策理论素养、业务水平和综合能力”。
  该局另一位副局长侯继生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曾任县发改局副局长,分管光伏发电、农林水等,原来只对应市里的3个科室,现在对应着市发改委的25个科室,“现在我干的相当于原来发改局局长的职责,过去两三人承担的任务都压到了1个人身上,比过去忙了许多”。
  值得注意的是,经过改革,原来一些单位的局长有的变成了主持日常工作的副局长,有的变成了普通副局长。
  河曲县发改工信和科技商务局一位负责人称,这部分领导虽然由局长变成了副局长,但还是负责原来的工作。比如县原能源局局长现在担任县发改工信和科技商务局的副局长,仍然负责能源领域的工作。省、市、县召开能源方面的会议他需要参加,单位能源方面的工作也基本由他负责,同时他也要对担任局长的副县长负责,一些重大事情需要及时跟局长汇报。
  机构改革后,随着领导职数的减少,如何安置一部分领导格外受到关注。
  依据方案,河曲县的涉改人员级别和待遇保持不变。对55岁以上的科级干部在职级待遇不变的情况下,鼓励退出领导岗位,纳入“干部周转池”统一管理,安排参与“两委”换届指导、疫情防控督查等工作,充分发挥作用。
  方案还规定,2021年3月31日前,对符合职级晋升条件和提前退休条件且本人自愿的科级及以上领导干部,可按照有关规定晋升职级后办理提前退休手续。
  不过据河曲县委编办一位负责人透露,没有一人办理提前退休手续,“这部分人员已经接近退休年龄,如果提前退休,收入会少一些。改革后,这部分人员虽然离开了领导岗位,但职级有所提高,整体收入比过去还有所提高”。
  以河曲县农业农村和水利局为例,2021年1月该局挂牌成立,该局由农业农村局、水利局、扶贫办(现改为“乡村振兴局”)、畜牧中心、农机中心、水土保持服务中心、水土保持世界银行贷款项目办公室等7个政府行政事业单位整合而成,局长由分管农业农村的副县长许旺全兼任。
  合并前,农业农村局和水利局都是1正2副(一名局长,两名副局长),扶贫办1正1副(一名主任,一名副主任),共有8个领导职数(3正5副),合并后,变成了4个领导职数(1名主持日常工作的正科级副局长,2名正科级副局长,1名副科级副局长)。
  领导职数“由8变4”后,现年58岁的县原水利局副局长樊存明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从1985年至今一直在水利系统工作,这次改革后,未到退休年龄的他退出了领导岗位,在新成立的单位中,他不再担任副局长职务,职级由二级主任科员升为一级主任科员,待遇工资也每月提高了几百元。
  樊存明称,他任水利局副局长时分管河道、财务、防汛等业务,现在虽然不再担任副局长,但还是负责农村饮水、水库等职责。
  他表示,这个机构改革方案,充分考虑到了像他这样临近退休的老同志的利益,“机构改革就意味着总得有人下来。失去副局长岗位后,我心态上也没受多大影响,毕竟我年纪也大了,机会还得留给年轻人”。
  河曲县委组织部透露,该县在此次改革中,对主动退出领导岗位的49名干部按规定优先晋升职级。
  河曲县委组织部提供的数据显示,该县事业单位改革后,40个事业单位实有1562人,而编制为659人,所以超编903人。
  对因改革超编的903名事业人员,当地采取到对口党政部门跟班学习锻炼、担任村(社区)“两委”主干和综治网格员等多种方式,重新调整配备。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表示,河曲县对这部分人员重新调配的经验对其他进行机构改革的县城有借鉴作用。
  他说,“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和人民群众对公共服务需求的提升,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里,乡村振兴、乡村政权发展、乡村经济社会发展,都处于非常重要的位置,因此需要大量有知识、有能力、有干劲的人员充实基层领导单位。”
  赵振宇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河曲县在机构改革过程中,绝不是断崖式清退人员,而是通过人员分流、退多进少等方式,经过3~5年的过渡期后,逐步实现减少编制,降低财政支出。
  他举例称,县民生保障中心(县民政人社局下设定的事业单位)原来有62个编制,改革后只有26个编制,“现在该单位人员有的去了农村做第一书记,有的调整到了其他岗位,现在只有50多人了。过渡期后,超编的人员基本就消化了”。
  《中国新闻周刊》在河曲县农业农村和水利局采访时,看到办公室内的工作人员出入频繁,都在忙碌着。该局副局长李成良称,过去有部分水利员、兽医员的手续在局里,工资也通过局里发,现在分流后,他们到了乡镇的派驻站所,身份也变成了乡镇一级工作人员,“到乡镇工作后,他们增加了交通补贴,山区补助等,平均月工资增加了1100多元”。
  改革方案提到,要推进编制资源下沉,党政机关新进人员和事业单位富余人员要向基层倾斜,优先保障乡镇用人需求。
  数据显示,2021年河曲县县直部门公用经费支出同比下降11.3%,乡镇同比增长7.6%,“减上补下”成效明显。
  邬志明称,河曲县为保证事业单位的发展,还需补充新鲜血液,涉改超编事业单位对新进人员实行“退3进1”的政策,而且每年拿出一定比例的公务员空编面向现有事业单位人员定向招录。
  第二批试点县改革已启动
  据公开信息显示,2021年河曲财政预算收入106100万元,预算支出195187万元。县级可用财力安排的145566万元,用于财政供养人员支出67417万元,其中在职人员工资、社保、绩效支出57774万元,补贴离退人员支出9643万元。
  2020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显示,河曲县常住人口为123505人,与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145136人相比,10年间减少了21631人,减少14.90%。
  赵振宇称,全国很多县都面临人口降低的问题,河曲县因劳动力外出务工、学生到外地读大学、人口出生率降低等因素,也出现了人口下降的趋势。县里也感受到了紧迫感,希望通过机构改革,自我革命,减员增效,吸引更多人来河曲创业。
  当地老百姓对这项改革也持欢迎态度。多位受访者表示,河曲县人口少,过去确实存在人浮于事的情况,有时候去办业务跑多趟才办下来,现在方便了许多。
  据了解,该县人社局社保中心和民政局低保中心整合后,职工养老、工伤、失业保险由原来的需要前往3个窗口、递交3套材料,变为1个窗口、1套材料即可办结。
  《中国新闻周刊》从山西省委编办获悉,2021年6月,该省人口小县机构改革的第一批试点工作顺利完成,取得了重要阶段性成果,大部制、扁平化的党政机构组织架构初步建立,形成了职能有机融合、简约高效的运行新机制,有效提升了县域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
  作为第一批试点的两个县,浮山和河曲的财政供养成本也有所下降。
  2021年浮山县安排“三公”经费471万元,比2020年预算减少35万元,下降6.9%。其中车辆购置及运行维护费271万元,比2020年预算减少33万元,下降10.9%;公务接待费200万元,比2020年预算减少2万元,下降1%。
  “根据当地政府提供的数据,我们可以看到行政成本的减少,这值得认可。但机构改革是否成功,我们暂时不能得出结论,还要看未来的效果。”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祁凡骅表示。
  《中国新闻周刊》从河曲县委组织部了解到,经测算,经过3~5年的过渡期后,河曲县的行政成本将大幅下降,公用经费支出减少367万元,下降8.2%;财政供养人员比例由改革前的32:1提高到40:1。
  同时,随着单位数量的减少,办公场所更加集中,空出办公用房1.05万平方米,为社区活动、社会事业和公共服务提供了基础保障。县直部门公用经费支出每年减少1050万元,财政供养人员工资福利、“五险一金”等支出每年减少1.33亿元。
  但这项改革也带来了一些新问题,比如工作节奏加快,部分干部不能保证有充足的时间下乡调研;因领导职数减少,导致晋升渠道变窄,部分人员积极性下降等。
  河曲县农业农村和水利局副局长李成良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我现在相当于担任原农业农村局局长的职责,还承接了县委农办的职责,还需要跟发改工信和科技商务局、财政局、生态环境局等十多个单位对接。”
  9月6日,李成良拿出半天时间去乡村检查户厕改造、农业农村重点工作等。“改革前,我每次下乡能拿出一整天时间,现在明显感觉时间不允许,只能下乡半天,就得回局处理别的工作。”
  赵振宇表示,所有的改革都有阵痛,改革后河曲县现在只有22个党政部门,比起以前,领导职数大大减少。此前,有些干部即将被提拔,这次改革后,他们的提拔也变得遥遥无期,晋升无望也多少会影响他们的积极性,“现在还处在改革过渡期,出现一些问题也正常”。
  河曲县委组织部一位受访者表示,每次改革都会触动一部分的利益,河曲县的机构改革,让所有人都能百分之百地满意也不现实,但从改革至今的效果看,还是在朝着既定目标稳步前行。
  河曲县委一位领导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河曲县机构改革主要还是为了精简人员,减少财政支出,提高政府办事效率。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角度来讲,对人口小县进行机构改革也是一个趋势。
  这位领导说,这项改革后,全县干部的工作状态和努力程度都不错,也得到了省市领导的认可,“当然,改革需要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不能过于激进,在改革过程中,也难免会出现一些问题和阻力,所以也需要外界对这项改革多一些支持”。
  为巩固深化人口小县机构改革试点工作,今年4月,山西省委在第一批试点改革基础上,确定太原市娄烦县、吕梁市石楼县、晋中市榆社县、长治市黎城县4个县为第二批试点县。
  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这四县常住人口均低于14万,其中黎城县人口最多,为13.4万;娄烦县人口最少,仅为9.1万。
  《中国新闻周刊》从山西省委编办了解到,目前,第一批试点县正在理顺内外部关系、建立健全制度机制、提高机构运行效率、激发人员工作活力等方面持续巩固深化,第二批试点改革方案均已印发,组织实施工作正在有序推进。
  按照计划,山西第二批人口小县试点县改革任务将在今年12月底前基本完成。
  发于2022.9.26总第1062期《中国新闻周刊》杂志
  杂志标题:山西河曲的“小县大改革”
  记者:周群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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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2-10-10 13:52 | 显示全部楼层
广东一婚宴不收礼金只撕红包一角,寓意心意收下了

极目新闻10-04 20:20

婚宴上,客人们纷纷送上祝福的红包,然而新人的长辈却不收礼金,只将红包一角撕下,表示心意收下了。这一幕近日发生在广东茂名高州市,10月4日,极目新闻记者了解到,不收礼金只留红包一角是当地风俗,由来已久。

高女士参加的是10月1日举行的,她接受采访时表示,在高州市区,办喜宴的主家基本上是不收红包的,宾客到来的时候,主家就是在红包上撕掉一个角,现场把红包还回去。婚礼现场视频显示的画面正如高女士所说,新人的长辈在门口迎客,撕下客人红包的一角后将红包退还给客人,没有收下礼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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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网友留言称,这样的风俗值得借鉴,建议全国推广。还有网友表示,主客双方的情意都到了。

10月4日,高州市多名婚庆公司工作人员告诉极目新闻记者,当地从古至今都有这样风俗,不仅是喜宴,乔迁宴、满月酒等场合也会有这样的做法。近些年来,有些新人办婚宴的时候甚至省去了撕红包的角习惯。与高州同属茂名的化州市也有类似的风俗。

(极目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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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2-10-10 13:54 | 显示全部楼层
e5318b25442f8557cd4f64d342c10981大喜的日子是也 发表于 2022-10-10 13:52
广东一婚宴不收礼金只撕红包一角,寓意心意收下了

极目新闻10-04 20:20

广东一婚宴不收礼金只撕红包一角 网友:酸了

小资看世界有感
2022-10-04 22:42

成为大人以后,出来工作,人情这个是少不了的。有时候结婚的人多,发出去的人情红包都差不多有半个月工资了,而且还不确定后期能不能收回来。很多地区来说,这个人情,已经成为一种负担。近日,有网友爆料,广东一婚宴不收礼金只撕红包一角。这是什么习俗啊!一起来看看!
事发广东茂名高州市,一高姓女子参加10月1日举行的婚宴,她到场以后发现,办喜宴的主家基本上是不收红包的,宾客到来的时候,主家就是在红包上撕掉一个角,并且现场把红包还回去,从网络流传的视频可以看到,新人的长辈在门口迎接客人,当客人递过来红包的时候,长辈就会撕下客人红包的一角,然后将红包退还给客人,这个过程中并没有收下礼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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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一婚宴不收礼金只撕红包一角(网络图片)
原来这不收礼金只留红包一角是当地的一种风俗,而且由来已久。
有网友就表示,酸了,人情都到了。
网友称,也就广东能实现。
对此,你怎么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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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2-10-10 13:55 | 显示全部楼层
大喜的日子是也 发表于 2022-10-10 13:54
广东一婚宴不收礼金只撕红包一角 网友:酸了

小资看世界有感

广东:婚宴上不收礼金,主人家只撕红包一角,网友:建议全国推广

2022
10/07
17:02
聚焦新闻关注

近几年以来,国内多个省份都在整顿乱摆酒的问题,有些地方似乎已经摆酒成风,大小事都要摆酒,街坊邻居都得去给他们送礼!
比如说嫁娶、丧事,升学宴,有些人甚至是家里的牲口下崽,也要邀请亲朋好友来参加宴席,从中收礼来食人而肥,其他人就盲目跟风,形成一种不好的社会风气!
很多地方都有相关规定,除了婚丧嫁娶以外,其他的一律不能摆酒,若是不听从劝告,一经发现从严查处,勒令退还所有的礼金!
但是有一个地方除外,它就是富可敌国的广东省,民众低调务实,就算经济发达全国第一,但他们依然创下了不少全国新低的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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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人逢年过节发红包,几乎都只是讨一个彩头,金额普遍都在一二十块钱左右,也有的一个包就五块,特别亲的才会给五十一百!
广东人除了红包全国最低,就连彩礼也是一样,一般都是男方随便给一点完事,要的是一个吉利数字,通常就是一两万或两三万块钱。
近日,广东高州,有一户人家举办婚宴,主人家站在门口迎客,所有宾客拿着红包经过门口时,他们都只是撕了红包一角,钱全部退回去!
主家此举,让社会网友都感到有些不可思议,办婚宴也不收礼金,这算是全国独一无二了吧,其他地方不都是送得越多越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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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内其他地方确实如此,送礼形成严重的攀比之风,亲属之间更是一个比一个多,否则就觉得没面子,也有人以礼金多少来衡量双方的情谊!
但在广东就不存在这样的问题,他们办喜事要的就是个热闹,宾客能够来参加就已经很高兴了,并不需要对方随礼,已经形成了一种风俗!
据婚庆介绍,他们当地的这个风俗是自古就流传下来的,高州市区几乎都是这样的,他们摆酒不收礼,就只把红包撕下来一个角落!
按照他们的说法,摆酒是为了让大家乐呵乐呵,让所有亲朋好友聚在一起聊聊天,并不是为了收礼,也更能拉近邻居之间的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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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在网络上曝光以后,引发了大量社会网友热议,有网友说这个风俗流传得很好,建议在全国推广。
这样的风俗一般羡慕不来,每个地方的风土人情不同,有些地方的人就指着摆酒收礼,如果不让他们收礼,几乎没有人会愿意摆酒。
所谓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其他省市都会将这些作为赚钱的手段,唯独广东别出心载,不以收礼来充实自己的腰包!
广东人从不说自己有钱,但是却没有人觉得他们穷,各种风俗礼节也传承得很好,做啥都是为了讨吉利,而不是从中捞多少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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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上有人说彩礼是女人的底气,但广东彩礼全国最低,它的离婚率也是全国最低,广东人用事实打脸那些用天价彩礼提高身价的人!
广东人在生活上也很低调,对于吃穿二字,穿可能不太讲究,对于吃的可谓是情有独钟,他们可以花几百元喝早茶,却未必愿意花几百元买衣服!
但凡在广东呆过的人都知道,广东包租公的标配,人字拖,背心,短裤已经成了房东的生动形象,虽然着装有些吊儿郎当,但没人敢说他们没钱!
就算生活条件不差,各种物质他们也不缺,但是在风俗习惯方面,他们还是坚持淳朴,彩礼全国最低,红包全国最少,部分地区办喜事也不收礼!
(转自:小松侃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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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2-10-10 13:57 | 显示全部楼层
大喜的日子是也 发表于 2022-10-10 13:55
广东:婚宴上不收礼金,主人家只撕红包一角,网友:建议全国推广

2022

广东婚宴不收礼金只撕红包一角,寓意心意收下了!网友:值得推广


奇葩闻
2022年10月6日17:03湖北

如今生活在人情社会,很多时候亲朋好友之间少不了礼尚往来,其中喜事随礼更是成为大家日常的话题,红包随小了怕主人家瞧不起,红包随多了自己又负担不起,这是一件令人头疼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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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广东高州一网友参加婚宴分享了一段十分有意义的风俗经历,网友称自己去其他地方都是要送礼的,而参加眼前这对新人的婚礼时,主人家竟只撕红包一角却不收礼金,为此这一幕引起众多网友热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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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画面中前来参加新人婚宴的亲朋好友,纷纷排着队给新人的长辈送红包,不过出乎大家意料的是,新人家的长辈见状并没有直接收取宾客的红包,而是撕下他们手中的红包一角之后便当场还回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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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宾客察觉到这一举动后非但没有惊讶,反而还十分自然地跟主人家继续打招呼说些客套话,显然这应该是当地的风俗习惯,后来据知情人称:“不仅是喜宴,乔迁宴、满月酒等场合都是这样的做法,只撕边角不收礼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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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友观点:
有网友评论说,广东的这个习俗太值得推广了,现在我们这里婚丧嫁娶,满月生日,都要摆宴席,还有专人摊开账簿记录收礼金数额,还美其名曰礼尚往来是美德,简直是讨厌至极!
还有网友评论说,我也是高州人,我们这喜事收不收红包具体分为: 一、很亲的亲人收小部分礼金;二、远亲亲人的红包收下,但回礼比原红包多;三、朋友、同事分文不收,撕个红包就立即还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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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网友评论说,办喜事请客吃饭是不该收红包的,广东有人这样做,值得点赞,有些人为了请客想赚钱,门口搭个台收红包,谁给的红包还要写上名字,给少了又没面子,这样习俗应该废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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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2-10-10 13:58 | 显示全部楼层
大喜的日子是也 发表于 2022-10-10 13:57
广东婚宴不收礼金只撕红包一角,寓意心意收下了!网友:值得推广

婚宴不收礼金只撕红包一角,随份子也可以不“卷”

上游新闻

2022-10-05 14:56
重庆晨报上游新闻官方帐号

国庆长假已过半,你参加了几场婚礼呢?每年国庆长假,既是出游旅行的好季节,也是扎堆结婚的好日子。据潇湘晨报报道,最近,不少网友吐槽,7天的假期被婚宴安排得满满当当,不是在随礼就是在随礼的路上。有人甚至随礼过万,份子钱压力已让不少年轻人大呼“伤不起”。


面对份子钱压力,广东茂名一对新人结婚摆酒不收礼的做法引发网友点赞。据极目新闻报道,近日,广东茂名高州市,一场婚宴上,客人们纷纷送上祝福的红包,然而新人的长辈却不收礼金,只将红包一角撕下,表示心意收下了。随后,现场把红包还回去。据了解,不收礼金只留红包一角是当地风俗,由来已久。不少网友留言称,这样的风俗值得借鉴,建议全国推广。


结婚随礼本是约定习俗,一家有喜事,亲朋好友来祝贺,随随份子,以表心意。对于很多人来说,参加婚礼沾沾喜气热热闹闹并不排斥。但不知从何时起,份子钱“卷”起来了,逐渐演变成了年轻人的一种压力。


据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一项针对2006名受访者的调查显示,超过80%的人坦言,随礼让自己的经济压力倍增。有15.72%的人表示十一假期,花钱最多的地方是在礼金方面,而其中婚礼随份子高达76.31%。


送不送?送多少?让不少人头疼。送少了丢面子,送多了又输了里子。面对越来越“卷”的份子钱,一些年轻人已约定结婚互相不送礼金。前段时间,“年轻人互约结婚不随份子钱”的话题就曾引发热议。据浙江媒体报道,杭州地区已有不少年轻人互相约定结婚不送份子钱,此举也获得了很多网友的认同,认为这才是人与人之间交往的理想状态,大家一起开开心心吃饭就行了。


的确是这样,结婚随礼心意最重要,不必过分追求红包大小,让其成为一种压力和负担就更没有必要。与其被份子钱掏空钱包,还不如及时丢掉包袱,有多大能力办多大事,不想“卷”就不必“卷”。同时,要实现份子钱自由,还需要全社会转变观念,减少礼金攀比,不必以份子钱论英雄。结婚嘛,图的是一个喜庆,没必要成了彼此的人情负担。


上游新闻评论员 龙春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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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2-10-10 13:59 | 显示全部楼层
婚宴上新人不收礼金只撕红包一角,网友:建议全国推广


全国妇联女性之声

2022-10-06 11:14
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

婚宴上,




客人们纷纷送上祝福的红包,




然而新人的长辈却不收礼金,




只将红包一角撕下,表示心意收下了。




这一幕近日发生在广东茂名高州市,




10月4日,记者了解到,




不收礼金只留红包一角是当地风俗,




由来已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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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剪辑 向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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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女士参加的婚礼是10月1日举行的,她接受采访时表示,在高州市区,办喜宴的主家基本上是不收红包的,宾客到来的时候,主家就在红包上撕掉一个角,现场把红包还回去。婚礼现场视频显示的画面正如高女士所说,新人的长辈在门口迎客,撕下客人红包的一角后将红包退还给客人,没有收下礼金。




不少网友留言称,这样的风俗值得借鉴,建议全国推广。还有网友表示,主客双方的情意都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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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4日,高州市多名婚庆公司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当地从古至今都有这样风俗,不仅是喜宴,乔迁宴、满月酒等喜宴场合也会有这样的做法。近些年来,有些新人办婚宴的时候甚至省去了撕红包一角的习惯。与高州同属茂名的化州市也有类似的风俗。




来源/极目新闻




编辑/刘斌




审签/乔虹




监制/席淑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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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2-10-12 23:57 | 显示全部楼层
抑郁缠绕中国博士生

2022年10月07日 17:44 《财经》杂志

  博士生的身心健康问题不是孤立存在的,与象牙塔里大学生的“内卷生态”以及高等学校教师日益膨胀的“职业负荷”和“身心健康危机”息息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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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 | 程猛 李嘉怡
  当前,中国已建成世界规模最大的高等教育体系,但博士生的心理健康状况却不容乐观。
  有研究表明,中国高等学校博士生正面临高抑郁风险。博士生抑郁问题不仅是一个精神医学或心理学领域的论题,它真实地存在于高等学校的博士生群体之中,也是博士生、导师和高等学校管理者共同关心的问题。
  作为国民教育体系的最高阶段,博士生教育是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体现。博士生的身心健康既关乎其能否充分发挥学术潜能,也关乎我国高层次创新人才的培养质量。因此,亟待探寻博士生抑郁问题背后的结构性、制度性和文化根源,以期为推进高等学校人才培养,学术文化和精神健康干预体系的完善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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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题的提出
  在世界范围内,抑郁已经成为一种时代病症,象牙塔尖也未能幸免。国外多所知名大学的调查显示,大学生的精神健康状况堪忧,抑郁风险激增。埃文斯(Evans,T。)等人的研究发现,研究生遭遇抑郁和焦虑的概率比一般人群高6倍。《自然》杂志2019年全球博士生调查显示,36%的博士生反馈因抑郁或焦虑寻求过帮助,比2017年增长了3倍。
  20世纪末,我国高等学校实施的扩张政策推动了博士生招生规模的快速扩展,从1999年的17724人激增至2010年的63762人,到2020年已达到116047人。《自然》杂志2019年的一篇报道显示,在对690名中国博士生中的调查中,40%的受访者表示他们曾因读博期间的抑郁和焦虑寻求过帮助,而其他国家是36%。2016年,据北京青年报报道,北京一所著名大学40人被确证抑郁,硕士、博士患病趋多。在问答网站“知乎”,问题“如何缓解读博中反复抑郁的症状?”共有267人回答,最高票答案有5156人点赞。2020年9月,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发布的《探索抑郁症防治特色服务工作方案》提出,“各个高中及高等院校将抑郁症筛查纳入学生健康体检内容”,引发了普遍关注和讨论。有学者指出,“我们的孩子今天很脆弱”,“教育要重回学生的健康”,包括身体、心理和精神的健康。
  尽管博士生抑郁相关话题时常引发人们的关注,在现实生活中却经常“谈之色变”。公众对博士生抑郁的了解大多来自他们因抑郁选择结束生命的新闻报道,习惯于将他们抑郁的原因归结为“想不开”、“压力大”,甚至导向自私、不孝等道德指责。这类粗糙、静态的理解难以帮助我们理解受抑郁困扰的博士生们究竟经历过什么,也简化了抑郁问题的社会根源,忽略了疾痛与主体之间的互动过程。
  医学领域存在这样的假设,即对本科生有效缓解抑郁症的方法也适用于博士生。但近年来的一些研究表明,博士生的许多经历与其他学生相比有着独特性,他们的心理健康问题应该得到特别的重视。一些涉及博士生抑郁问题的相关分析或者归因于“毕业要求过高”、“科研工作涉及很复杂和高深的工作”等浅层的外部因素,或者归于“求胜心强”、“完美主义”等人格特质。对博士生与其他群体抑郁问题发生机制的差异人们还知之甚少,但研究者越来越意识到对博士生抑郁进行独立研究的重要性,并逐步转向对博士生抑郁成因的结构性解释。
  目前,对博士生抑郁问题的深入研究尚不多见,教育学理论也较少观照精神疾痛在青少年成长中的意义。一旦青少年面临抑郁等问题,就被划入心理学或精神医学的领地。作为一门“迷恋他人成长的学问”,抑或以人的“心灵健康发展”作为其本质,教育学不应缺席。当下,关于抑郁的“敏感”和“污名”依然存在,发挥社会学的想象力,将抑郁给博士生带来的“个人困扰”上升到“社会论题”显得尤为必要。
  基于此,本研究尝试通过深描博士生在面对抑郁、与抑郁相处以及寻求疗愈过程中的内心体验,分析造成博士生抑郁问题的社会根源,探索博士生抑郁问题的发生机制和缓释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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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概念、范式与方法
  抑郁的概念背后内隐着复杂的社会建构过程。对博士生抑郁问题的研究,有必要探究“抑郁”概念的起源和纷争,寻找到适切的研究范式和方法,进而深描这一群体的抑郁体验及其发生机制。
  (一)抑郁:“废纸篓”还是疾病实体
  2002年4月,《中国精神卫生工作规划(2002—2010)》将抑郁症确定为重点防治的疾病。政府强有力的推进和广泛宣传促使抑郁症成为中国医学界普遍认可的一种精神疾病。基于对抑郁本质的不同理解,主要形成了以下三种研究范式。
  第一,占主导地位的生物精神医学,认为客观存在着一个被人称为“抑郁症”的疾病实体。
  第二,反精神医学范式,或者如戈夫曼所认为的“每个人也都可能表现出任何一种基本的精神症状”,或者像福柯所认为的疯狂是“非理性的体验”,却在文明的演化过程中被转化为“疾病”,或者像萨斯所认为的“精神病学是政治权力的工具”。商业力量也会渗透精神医学界,使得“精神疾病诊断越来越受制药公司操纵”。
  第三,跨文化情境的医学人类学,认为抑郁反映了“一种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是一种社会性的情感和障碍”,且与社会制度、社会苦难和社会关系密不可分。“抑郁”连接着身体、自我与社会,也植根于地方性的文化脉络。如若希望突破人们对博士生抑郁的日常理解,就必须深入考察“抑郁体验”的社会建构过程。
  (二)研究对象和方法
  本研究致力于通过疾痛叙事探索博士生的“抑郁问题”。这里所说的“抑郁问题”,不仅包括医院精神科确诊的抑郁症,也涵盖了未经医院确诊,但有不同程度抑郁症状,并严重影响正常生活和学习、破坏个体生活秩序的“抑郁情绪”。“抑郁问题”不仅指向抑郁症状,而且涵盖了抑郁发生和发展过程中所伴随的种种社会性体验。考虑到选择正在经历中度或重度抑郁的博士生作为研究对象可能面临的风险和伦理问题,访谈对象主要选择了曾经受抑郁困扰或者正经历轻度抑郁困扰的博士生。
  抑郁是一个颇为敏感的话题,这为研究资料的收集带来了不小的挑战。《自然》有一篇报道甚至写道:“坦白地说,谈论某一个抑郁症患者的死亡要比谈论一个带着抑郁生活的人简单得多。”中国社会文化中对精神疾病的污名化倾向使得身体问题而非心理问题才是寻求帮助的合理缘由。抑郁症患者即便意识到了自己身患抑郁的可能,也可能由于担心被另眼相待而向他人隐藏自己的真实情况,掩饰和压抑他们的抑郁感受。考虑到抑郁经历的复杂性和隐私性,借由行动者主体的叙事来接近这种复杂的人类经验,对于研究而言具有特别的意义。因此,在研究过程中,主要采取了深度访谈和自传社会学两种收集资料的方法。
  1、深度访谈
  深度访谈可以随时调整问题,帮助研究者“解释性地理解被访者的意义世界”。通过网络邀请、私人关系等方式,我们对11位正在攻读博士学位的博士生和3位读博期间有过抑郁经历的博士后进行了深度访谈3。在14位访谈对象中,有5位经过医院确诊为抑郁症或抑郁状态,9位自陈正在或曾受抑郁困扰。(见表1)
  研究试图深描这些与“抑郁”遭遇的博士生究竟经历了什么,他们如何叙述抑郁的体验,又怎样理解抑郁的原因、过程以及抑郁带给他们的影响。在访谈时,我们尊重研究对象的意愿,不过度访谈。在一些情况下采用速记方式,尊重被访者不录音的要求。同时,对访谈记录保密并做匿名处理,充分保护被访者的隐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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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自传社会学
  2018至2022年,研究团队陆续收集了24位有过抑郁体验的博士生在网络平台(知乎21位、豆瓣2位、小木虫1位)对抑郁经历的记录,将这种个人记录视为具有自传性质的文本。对博士生传记性质的抑郁经历的筛选有以下两条标准:第一,明确透露已经过医院确诊为抑郁症或抑郁状态以及自陈有明显破坏生活秩序的“抑郁情绪”;第二,记录较为详细、丰富。依照这两条标准,收集的抑郁体验记录近6万字。
  作为来源于网络的文本记录,虽然有难以确认其叙述真实性的局限(一些网友是通过网站匿名功能叙述的),但其优势也恰恰在此。绝大多数记录来自知乎匿名网友,叙述者能够放心地将自己的经历和盘托出,较少考虑对已有社会关系的影响,因此整体上是较为真实、可信的。这些个人记录是一种记忆的回溯,而“回溯”是“对压抑的超越”。这种方式比较适合对较为敏感和隐私的个体经验的研究,可以作为深度访谈之外的一种补充。此外,为了能够更深入地了解高等学校目前的博士生培养以及心理健康预防和干预体系,研究团队还对3位博士生导师、5位辅导员(包括兼职班主任)进行了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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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士生的抑郁体验
  在国内与抑郁症有关的话语体系中,心理学和医学话语占据主导地位。“患者话语都是被遮蔽隐去的,患者未能成为抑郁症话语建构的主体。”走近博士生的抑郁感受,需要从他们的叙述中窥见痛苦流淌过的印记。
  (一)压力
  抑郁的体验与压力的体验紧紧缠绕。尽管压力是造成抑郁的普遍性因素,但博士生的压力体验有其独特性,与博士生的求学经历、身处的学术环境、同辈压力、年龄焦虑、性别等因素密切相关。在访谈中,有博士生提到自本科起就陷入周期性的轻度抑郁。
高中的时候学业压力比较大嘛,因为在那个(地方)竞争压力特别激烈。刚上大学的时候,我还是以一种火力全开的状态,就是想要保研。该放松的时候没有放松下来,自己给自己的压力还是太大了。长期一直处于一个高压的状态,就是那种情绪的积淀在那里……不想上课,不想起床……到了两周的时候,爸妈就坐不住了,就带我去医院看,做了检查之后就确诊了。(X-F-14)
一方面,希望能够做出来别人没有做出来的工作,最起码为学科稍微做一些贡献。另一方面,在接受无数的打压后,想着,爱咋地咋地,我要毕业!我要混个论文赶紧了事!天使和魔鬼不断撕扯着我的精神,最终在这样的纠结中土崩瓦解。(X-F-4)
  压力来自同辈群体的比较和竞争。博士生虽然彼此之间相对独立,但同在一个学术领域,学术成果方面的竞争和比较是难免的。同学之间在开题、发表等方面节奏的快慢差异很容易增加额外的压力。
我的同学们有一些已经在11月的时候开题了。但是当时因为我的项目进展不顺利,所以老师觉得我现在开题不成熟,就稍微往后挪了一些……有了一些喘息的机会,我有时间可以面对自己的情绪的时候,我就觉得好像有些不太对,非常的不对劲。我好像之前因为有deadline一直逼着我,但是现在稍微有了时间喘息但压力没有消失的时候,我发现自己做不了事情。(X-F-3)
女生的话,因为你读博一般都是四五年,出来之后也都快三十岁了。如果说你还没有跟男朋友定下来,没有办法结婚,也没有办法确定将来去哪个城市工作,这个压力,比男生更大。(X-F-5)
  (二)丧失
  压力一旦积累到个体难以承受的程度,就可能会显著降低正常的学习和工作效率。
去年10月份之后,导师交代我任务之后根本无法进行下去,很难形容那种状态。就是你坐在电脑前,一个字都看不进去,就真的是什么都做不了。晚上大概就是浑浑噩噩地过去,第二天早上一醒来就是哭。(X-F-2)
  博士生抑郁的体验常常伴随着丧失——失去以往高效率学习和工作的能力,无法达成自我和他人的期望,打乱其原有的生活秩序。丧失是一个恶性循环,在某一方面能力的受损很容易影响个体的身心状态,从而引发更多的挫败。
睡眠长期不好,整晚整晚地做梦,早上起来感觉整个人跟没睡一样,就是整个脑袋非常的晕。第二天状态不好,没有办法全心全意地集中注意力。这样子到晚上,又会觉得自己效率不高,然后整个人就会有点郁闷,然后又会影响睡觉,就是一个恶性循环。(X-F-5)
我觉得我真的生病了,是我无法控制的那种生病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做,整个人都很麻木很绝望,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X-M-7)
原来那么活泼的人,就变成那么沉默寡言的人。我妈就说我,以前都是欢乐的小鸟,怎么现在这样。(X-F-8)
  当一个受抑郁困扰的博士生失去体验和享受生活的兴趣,学术也就几乎成了生命的负累,过寻常生活的能力也被剥夺了。丧失的恶性循环既表现在学业压力的不断累积,也表现在个人自信的持续受挫。就像是一个不断被加压的气球,终有一天到达崩溃的临界点,直至失去对自我的信心和重建生活的勇气。
  (三)负面认知
  抑郁所造成的精神紧张、失眠、焦虑使得博士生无法维持平时的工作效率,学业压力长期得不到减轻,甚至每一天这种压力都在增大,如同溺水一般。长期受挫会使得个体倾向于将失败归因于自己内在、普遍且不可更改的缺陷,对自我的认知产生非理性的偏差。学业进展的不顺利导致对自我学术能力的怀疑,进而会延展到对自己全方位能力的怀疑。
(读博)那会儿我会想过退学。那个时候我无法释怀,无法在那个环境中再待下去了。你想我的很多同学,很多直博的同学,人家都已经当上大学老师了呀,人家发展都很顺,师妹们都快起来了,而我毕业还很难。就那种有形的、无形的、自己的、外界的太多压力了。我骨子里太多的脆弱了……那些你难以承受,你想到外面人对你评价的眼光和你内心对自己的否定。(X-F-12)
  学业困境使得他们内心时时刻刻压着一座大山。就如同森田正马在分析“神经衰弱”时所说的那样:“将注意力经常集中在某种特定的感觉。注意越是深入,感觉越是敏锐,感受越是强烈,注意力便又更加集中于此。”抑郁的状态使得个体从向外的积极探索转向和自我的搏斗,形成了难以挣脱的内心困境,破坏了博士生自我驱动和整合资源的努力,持续伤害自尊和自信。他们会忽视自己已取得的成就,难以辩证地看待自己的处境,很容易陷入非黑即白的思维模式,认为自己一无是处。
  (四)敏感
  处于抑郁中的博士生会格外在意他人对自己言行的反应,变得尤为敏感,产生强烈的情绪反应。即便是他们自己,也常常会惊讶于自己情绪的激烈爆发。
有一次我和我妈妈在一起,老师那天给我发了一个微信,导致我那天晚上就有点抑郁发作了,就是情绪崩溃。然后我妈稍微说了一点点话,你怎么能这么说?然后我就开始发脾气,要不是发脾气,我不会说出来,就是心里特别特别痛苦。我那天自己一个人闷着头哭了一两个小时停不住,我还离家出走了,然后把我妈妈吓坏了。(X-F-2)
我经常冬天光着腿在楼道里(给男朋友)打电话,说着说着就吵起来,怕楼道里影响别人休息,就跑到外面。外面零下十几度的冷风刺骨,加上愤怒的我,情绪失控的我……我疯狂的尖叫。我都快不认识自己了。(E-Z-22)
  因为情绪的异常,处于抑郁之中的博士生不仅受到疾痛本身的困扰,还可能会遭受人际关系的损害,在和重要他人的相处中面临深深的挫败和无力感。当一个人处于身心的虚弱状态,浸湮于弥散的不安全感之中,就很难平衡自己的内心情绪。敏感不是个性特征,而是一种内心投射,也是一种情绪的宣泄和自我保护。学业压力和家人的不理解也会加重患者本人的负面心理体验,源源不断的外在压力不断内化,转换为对自我的苛责和攻击。
  (五)躯体化
  抑郁不仅是个体心理和精神上的紧张,还会带来躯体化的感受和症状。一旦面对无法完成的任务,持续受挫而又不得不去完成,难以承受的压力就会引发一系列身体反应,出现失眠、头疼等常见的不适症状。
吃不下饭,觉得自己像个行尸走肉,世界都是灰蒙蒙的,很累很疲惫,晚上睡不着。白天坐在机位上就脑子疼,但是又睡不好或者睡不着。(X-F-6)
  抑郁的躯体化可以理解为“个体和个体间苦痛通过一种生理疾病的习惯用语表达出来,包括在此基础上进行的一种求医模式”,即“个体经历了严重的个人和社会问题,却通过身体这一媒介来解释、表达、体验和应对这些问题”。有研究者在对我国香港地区抑郁症患者的研究中认为,尽管病人意识到他们情感上的扰乱,但是他们依然倾向于在寻求帮助时用“躯体化”的症状来表达。X-M-7一开始以为自己有胃病,后来才在医生的建议下看心理医生并确诊了中度抑郁。凯博文指出:“身体问题具有社会标记,而心理问题没有。”躯体化的症状为精神上的痛苦寻求到了一种可被文化认可的话语。即使对受过长期高等教育的博士生而言,准确判断自己的精神健康状况也是困难的,他们往往会首先因为生理上的不适而寻求帮助。
  总的来说,在博士生的抑郁体验中,他们被压力击溃,被丧失之感包裹,生活中弥散着对自己的负面认知,对人际关系尤为敏感,甚至产生种种躯体化的症状。这些症状既是生活在象牙塔之中的博士生个体内心痛苦的外显,也映射出当下高等教育制度环境中存在的诸多隐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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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度化生存的风险
  英国人类学家道格拉斯在《洁净与危险》中对社会有这样的一种阐释:“‘社会’这个概念是一个强有力的形象。它本身就拥有支配人们或使之采取行动的权利。这种形象有其形态,还有外部的界限、边缘及内部结构。它的纲领具有一种奖励顺从和击退攻击的能力。”博士生所生活的象牙塔中的培养制度和学术文化也共同组构了这样一个地方性的道德系统,同样有这样一些可见与不可见的“界限、边缘和内部结构”,其本质是一种制度化的分类体系,即划定时间的应有秩序、言语和行为的边界以及确立行动者应遵守的道德承诺。这样一套制度化的分类体系构成了博士生抑郁体验生长的土壤。因此,我们有必要超越博士生个体的抑郁体验,考察他们置身其中的制度框架和学术文化。
  (一)在不确定性中前行
  “不发表就出局”已成为科研界默认的潜规则。读博生涯,也是与焦虑同行的旅程。伴随近些年追求绩效的新公共管理理念及审计文化的盛行,博士生的发表成了高等学校科研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博士生成果发表的硬性规定依然是每一位博士生的“紧箍咒”。就像一位博士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所说的,“一个没有文章的博士,就像没有子嗣的妃子。”多数高等学校都明确规定必须发表若干篇相应层次的论文才能申请毕业答辩。在X-F-12所在的T大G学院,对博士生的论文发表要求:“在学期间应以第一作者身份至少发表2篇与学位论文研究内容相关的学术论文,其中至少有1篇正式刊出在《T大学G学院博士生发表论文重要学术期刊目录》收录的期刊上,另1篇发表在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下称CSSCI)收录的学术期刊、集刊上;或者以第一作者身份在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收录期刊上发表1篇有关学位论文工作的学术论文(含录用函)。以上期刊、集刊的增刊不计。”
  而在X-M-9所在的大学,需按照要求发表2篇以上CSSCI期刊论文,部分学院要求其中一篇是学院规定的权威刊物。有研究表明,博士生论文发表数量要求与期刊承载量之间存在巨大矛盾,学术论文刊发难的现实情况以及延期毕业现象的泛滥,导致发表资格论文要求的可行性较低。没有合乎规定的发表就不能按时毕业,也很大程度上预示着无法在竞争激烈的求职环境中寻求到一方安心立命之所。
我患抑郁症的原因是在读博那段时间论文一直中不了,长期处于高压状态。那段时间,的确很痛苦,在退学和继续读博之间摇摆不定,犹豫不决。觉得自己一无是处,活着就是浪费粮食,没有价值。(E-Z-18)
  博士期间的压力既是持续性的,又充满着种种风险和不确定性,作为一个“合格”的博士生,常常既需要统筹自己的小论文和大论文的关系,也需要协调好自己的学术研究和导师课题的关系。学术成果的生产和反馈周期都比较长。对于初入学术门庭的博士生来说,更需要长期在混沌中摸索。X-F-5坦言,“读博压力最大的一点就是没有及时的正向反馈……倒不是说读博有经济上的这种压力,主要是没有一种‘你付出了,然后有所得’的感觉。”在大多数动物中,不可控且饱含压力的事件会导致“习得性无助”。博士生一旦长期缺少正面反馈,很容易因重重压力陷入习得性无助的困境。当然,需要注意到,每位博士生的现实处境不同,能够承受的压力极限也不同。即便是同样一种压力,在不同的制度情境下也会对个体产生具有差异性的影响。
  (二)“读博时钟”与时间管理
  社会时钟指的是依据年龄而定义的重要的人生转变。如果个体在既定的年龄做既定的事情,新的角色符合社会规范,就会被认为是合宜的,反之则被认为是不合宜的。我们可以将读博看作一段节奏紧张的人生旅程,那么,自然也会有读博时钟。即一种被视为“正当”的特定时间观,在恰当的时间范围和节点达成相应的目标。
  在X-M-12读博时所在的S大学,三年是“标准”的毕业时间。最好的时间节奏是第一年修满课程学分,第二年的上学期开题,同时考虑到国内日益激烈的学术岗位,申请国家留学基金委半年到一年的联合培养会增加自己的求职优势。在这种时钟下,博士生很容易不自觉地要求自己进行严苛的时间管理,生怕自己成了临期或过期的博士,唯有高度自律,才可能在规定时间达成预期目标。
出了一个环节的差错,可能就会往另一个方向发展。这种坎儿是很多的。你有一个过不去的话,之前的工作就都被否定了。(X-F-3)
三年级,按道理我不是该毕业了嘛。结果还没有开题……我四年级的时候,因为我四年级最爆发那一次,我有3个月不敢出寝室的门,不是不敢出,是不想出,我害怕见光。(X-F-8)
  目前,在国内大多数高等学校,学术型博士学习年限一般为三至五年,最多可延至六年。“延期”不仅意味着难以按时获得学位,还意味着至少在延期的半年、一年甚至几年之内丧失获得潜在的经济收益,进而还可能影响找工作,甚至结婚生子等重大人生选择。相比于具有弹性的“质的时间”和“柔软”的时间,博士生所处的制度化时间是一种弹性很小的“量的时间”和“硬的时间”。博士生既要做出真正有学术价值的研究,又需要在竞争日益激烈的学术市场中不断面对发论文和毕业的压力。为了将自己纳入这样一张紧凑的时间表,他们需要不停地奔跑,争分夺秒,努力规避风险,为不确定的未来不间断地积累筹码。
我老担心毕业的问题,就是博士花了三年四年。正常的四年的时间,你毕不了业,四年的努力都浪费。(X-M-1)
  这种“冲卡闯关”式的读博生涯中,每一个关卡都充满了艰辛、不确定和风险。一旦在某个环节耽误时间,机会成本可能会是难以承受的。在这样的时间观之下,博士生很容易被“读博时钟”牢牢束缚住,几乎只能接受成功,不能有任何闪失。为了达到这一预期,正常的放松和享受生活就很容易被认为是放低对自己的要求,是“浪费”时间,甚至产生浓重的负罪感。长此以往,时间的严苛意味着心灵的严苛,自我已被制度内隐着的一套道德规范完全占据。博士生抑郁体验中的道德意味提醒我们进一步关注博士生的社会角色以及读博本身内隐的道德意涵。
  (三)沉没成本中的道德感知
  对于许多博士生来说,已经很难保持纯粹的学生角色,可能需要同时承担学术研究者甚至家庭供养者等多重角色,肩负相应的道德责任,承受着远远超出学术本身的压力。一旦博士生无法依循“读博时钟”按时完成发论文、开题、预答辩、盲审、答辩等一系列工作,就很难按期毕业,还要在同辈群体的比较中承受巨大压力。读博的顺利与否不仅关乎自己多年的付出、家人的期望、自己的未来,还意味着自我价值的全部支点。一旦这个支点被动摇,整个生活世界都会摇摇欲坠。对于处于挣扎中的博士生而言,是继续努力还是就此放弃,是一个艰难的选择。他们对读博的沉没成本有着复杂的、极其个人化的道德感知。
白天嘛,心情难受得要死,担心毕不了业。我这硕博连读的学生只有本科毕业证,担心毕不了业怎么对得起父母的期望,总之各种复杂的心情就和恶鬼缠身一样,时时刻刻粘着你。好容易到了晚上,躺在床上,脑袋里仍然是塞满各种对未来的绝望,困的时候就像有人拽着你的眼皮,让你困倦但睡不着。好容易睡着了,不出3个小时又醒了。(E-Z-16)
  X-F-4也说道:“(如果读博)到头来都是一场空。那我的青春跟人生,都没有了什么意义。”E-Z-10写道:“自己为什么拼命了20多年,到头来沦落到社会最底层都不如。”E-Z-5则在休学的三个月里一直害怕“如果我没读完这个博士,它会是我一辈子的阴影”。退学的成本很高,一旦放弃博士学业,或者只能拿硕士学位,甚至只能拿本科学位找工作,那么过去的几年时光都将成为“沉没成本”。如果想退学后直接工作,“相比于其他博士毕业生,他们没有学位。而相比于其他本科毕业就进入工作市场的人,他们又缺少经验”。对于家境贫寒的博士生而言,读博更被认为是必须要完成的,几乎是能走通的唯一道路。E-Z-10断言:“没有学位就没有工作,没有工作就没有未来。”他们既难以放弃,也难以前行,困在密不透风的内心牢笼之中,“成了最自由、最开放的地方的囚徒:被牢牢束缚在有无数去向的路口”。
  博士生越是依赖和认可他们所身处的制度环境内隐的一系列道德规范,就越可能处于一种“制度化生存”的状态。一旦陷入学业的恶性循环,过去的时间已经追不回来,眼前的困境无法得到缓释,自己就成了一个道德上难以完满的人。在遭遇学术生涯的种种风险和不确定因素之后,他们便很容易陷入“去道德化”的困境。说到底,抑郁是伴随制度化生存的一种必然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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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德秩序的破碎与重建
  无论我们身在哪里,总要处于一个基本的人类生活框架和具体的地方性制度场景之中。在博士生抑郁体验的叙事中,我们看到读博的过程也是自我和制度化的环境、内心期望与外部现实不断碰撞的过程,这其中充盈着丰富的情感以及复杂的期待、责任和愧疚。可以说,抑郁体验的叙事也是一种道德经验的叙事。理解博士生的抑郁机制以及缓释之道,需要仔细考察他们的道德世界。从受抑郁困扰的博士讲述的疗愈过程,我们能够从中看见他们努力挣脱出原有的道德牢笼,恢复道德自主性的创造性实践。
  (一)时间观的转向
  “以‘过劳工作’和‘超时加班’为美德”的科研文化环境却使得超时工作逐渐转变为一种道德责任,一点一滴地侵蚀着博士生的身心健康。在“读博时钟”的压力下,博士生会拼命挤出更多的时间用于学术,艰难地平衡学术与生活,“觉得所有不写论文的时间都是在浪费”(E-Z-1)。因为学术研究进展不顺利,博士生更是常常容易陷入一种自我惩罚,推迟或者放弃正常的交际、运动和日常享受。这种单一目标的时间观既来源于博士生所处的制度文化环境,也进一步恶化了他们的现实处境。不少受访者在抑郁之后开始审视自己学术时间和生活时间的界限,转向一种更多元目标的时间观。
香薰、养猫、搬出来自己住、持续的锻炼,对情绪有些好处。唯一能让自己不焦虑的就是学新东西,能一定时间内看到成效的,学架子鼓、拳击、学国画,认识不一样的人。(X-F-4)
  在挖掘自己在做好科研之外的人生价值、重建信心和意义感之外,从线性时间观向复杂时间观的转向也是博士生走出抑郁困境的重要面向。线性时间观认为每个人的人生就像是过了河的卒子一样,只能向前。线性时间观容不得挫折和不顺,也很难在受打击后恢复对自我的信心,只会让博士生处于难以逃离的压力与日益拉扯的道德冲突之中,丧失从时间的牢笼中修整自我,进而突破藩篱的能力。在这样的时间观笼罩之下,沉浸在抑郁困扰之中的博士生会将论文、学位、工作和未来进行强绑定。而复杂的时间观相信人生不是一帆风顺,难免有起有落。在奋力寻求疗愈的过程中,他们心中这些坚硬的逻辑传导链条逐渐松动,开始重建自己的认知,认为许多事情没必要“看那么重”(X-F-2),“不是所有事情只要努力都能做到”(E-Z-22)。时间是一切人与事件的背景板。时间秩序的改变也并不只是涉及对待时间的态度,也关乎主体如何理解学术与生活的界限、自我与他人的关系以及自己所应承担道德责任的边界。
  (二)道德处境与道德生活
  如果将抑郁视为一种社会性的情感障碍,受抑郁困扰的博士生在情绪上体验的痛苦就必然是一种社会性的痛苦,也是一种道德性质的痛苦。X-F-12在抑郁最严重的时候曾经两次站在学校最高的那栋楼的楼顶。在访谈中,她这样反思造成自己当时低谷状态的原因。
为什么我那段时间不想活了?我让家里人失望,让老师失望,让同学失望,不知道该怎么办……太多了,我难以承受。
  与此相似的是,X-F-2也曾深陷这样一种道德痛苦之中。作为一个理工科博士,她从小到大一直是一个乖乖女。“老师说什么我一定要努力做到,我是一定要去努力达到老师的期望,成为老师眼中的乖学生、好学生。”但她却在读博的过程中遇到了一个经常“打压”和贬低学生的老师,始终难以让导师满意,“无论如何也达不到他的期望”。另一方面,“作为大师姐又背负着帮助同组师弟、师妹的责任”。
  这里无论是“努力达到老师的期望”还是“作为大师姐”的责任都表明X-F-2的抑郁体验连带着一种强烈的道德负担感。当他们承担不起这些自己认为应该承担的道德负重,道德性的自我便开始出现裂痕,直至陷入坍塌。
  在这样的危机时刻,来自周遭人际关系网络的支持尤为重要。X-F-2曾在抑郁之后鼓起勇气去见导师一面,但导师见面后直接否定了她对自己抑郁的判断——“你根本没有抑郁症,读博都是这样的。”不同的导师对抑郁的态度有很大差别。X-F-4在告诉导师之后,导师却给予了理解和关心,“感觉像是对待小孩一样,让师兄对我好点”。当X-F-12深陷抑郁边缘时,她反思自己能够走出来是“庆幸有一些力量,包括我的两位导师和师兄,他们愿意帮助我”。而X-F-3则谈到自己不敢把抑郁的事情告诉导师,害怕被导师当作“一个脆弱、不堪一击的人”,从而失去导师的信任和学术资源。如果博士生因为害怕得不到理解或失去学术信任而隐藏自己的抑郁情况,就可能会因为无法完成正常的学术任务而被导师认为不够努力或者不认真,进而造成师生关系的紧张,反过来又会加重自己的学业压力。
  不过不少博士生导师缺乏对精神疾病的理解,也缺乏适切的心理准备,不知该如何应对。在访谈某知名院校一位博士生导师D-F-1时,这位老师坦承自己曾经有过抑郁的学生,得知学生抑郁后就会“说话特别小心”,也感到莫名的不安,不知如何与学生相处,也不知道该怎么帮助学生,只能尽量减少对学生的学术要求。在访谈北京一所学校负责学生工作的老师C-F-3时,她坦承做学生工作最怕遇到抑郁的学生,直言“如果班上有一个抑郁的学生,那你就完了”。高等学校精神健康知识普及的匮乏和对抑郁的敏感一定程度上也加重了受抑郁困扰的个体所承受的心理负担,无法开口求助也就很难激活博士生周遭的人际支持资源。
  早在20世纪90年代,希金斯(Higgins,E.T。)就提出,个人的信仰、标准和实践与社会道德规范之间的差异会增加其罹患抑郁的可能性。凯博文也曾指出,“精神健康的最基本事实是道德性的:有精神疾病的个体生存于最恶劣的道德处境之下。”那么受抑郁困扰的博士生究竟处于何种道德处境之中呢?面对完成博士学业所需符合的硬性衡量标准,缺乏发表、没有卡上读博各种关卡的时间节点等“意外”情况都会给博士生带来巨大的内心压力。一旦叠加外部支持的匮乏,就很容易滋生抑郁情绪。延期毕业有时会难以承受、中途退学更是无比艰难且沉重的选择,是与一个“称职”和“好”的博士生所应遵循的道德规范相背离的。
  当博士自身的道德实践难以符合已经内化于心的“读博时钟”和周遭的道德期待,就会面临“最看重的价值和感情受到威胁或丧失”。而疾痛的发展又使得他们过上一种道德生活的努力常常举步维艰,陷入恶性循环,造成“绝望、去道德化、自认失败的人格和处境”。受抑郁困扰的博士生往往无法实现自己的道德承诺和责任,无力满足他人的期待,甚至无法言说自己的情绪,不断被道德失败的巨大危机所折磨,面临难以过上一种有尊严的“道德生活”的困境。
  博士生抑郁的社会根源来自个体与地方性场景内隐道德规范的复杂冲突。这些冲突破坏了原有的价值体系,造成原有道德秩序的瓦解,击溃了他们赖以生存的道德世界。从抑郁内隐的道德冲突中解脱,进而重建道德秩序,这是超脱抑郁困扰的关键。可以说,受抑郁困扰的博士生生存处境的“去道德化”和“再道德化”是理解他们抑郁体验的发生和疗愈机制的一个基本框架。这样来看,抑郁可以视之为行动者的身心对外部环境的一种自然反应,让超出行动者现有承受范围的某种巨大压力得以显现在我们面前。博士生抑郁体验让我们看见博士生个体与所处环境的复杂关系。
  这一危机时刻不仅充斥着痛苦,也可能是有意义的。X-F-12在访谈中坦承“正是我经历的这些痛苦,我自己的反思,才让我成为坚不可摧的一个人”。抑郁也是博士生重建道德秩序和道德生活的一个契机。在陷入抑郁困扰之后,X-F-2征得父母和男朋友的支持,得到了“即便退学也没关系”的回应。之后她暂时中止了与学业有关的一切事情,选择了休学半年,在自己恢复之后与导师重新建立师生关系的边界,最终顺利完成学业。在帮助朋友方面,不再“勉强自己去做任何事,只有在我真的想,真的愿意,并且很开心的情况下,我才会去尽我所能地帮助他人”。人际关系边界的改变也意味着一种新的道德自我以及新的道德生活的创造,而这种重建离不开来自重要他人的理解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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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公共问题的抑郁
  博士生的抑郁体验像是一面镜子,映射出个体内心世界与外部道德规范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不仅是一种个体体验,也是一种社会叙事。在访谈以及一次次试图进入这些体验的努力过程,我们深感每一位被访者所经历的痛苦都是复杂而独特的,植根于个人的历史和社会的历史共同的交织之中,寻求超越和解脱的道路也远非文字所能完全描摹。导致博士生抑郁的原因是复杂的,成长过程中的风险性因素对他们读博期间的抑郁困扰也有间接或直接的影响。本文对这些社会性痛苦的记录和解释性理解同样是“不完整的”,但“学术研究有助于给采取行动发现一些可能性”。
  在对博士生抑郁问题的日常理解中,经常有一种“逆果为因”的倾向,即将抑郁视为解释他们现实困境以及认知和行为改变的初始和万能原因,而不会深究究竟是什么造成了他们的抑郁症状。这种“逆果为因”的思维倾向遮掩了造成博士生抑郁问题的结构性因素,也简化了抑郁问题带来的严重后果。这项探索性研究可能的意义之一是让正在受抑郁困扰的博士生感受到自己并不是孤军奋战,看见自己所承受痛苦的社会和制度根源,从而保有“免于自责的可能性”。研究也指出了一条通往消除抑郁症污名化的道路,即将受抑郁困扰的个体置于其所处的道德环境中,以更具社会性的视角理解抑郁的发生机制以及造成抑郁的结构性和制度性根源,取代归因为个体特质的污名化视角,避免将社会和制度问题转化为个体问题,减轻受抑郁困扰的个体所承受的道德压力。
  博士生抑郁问题对博士生培养制度和学术文化具有重要的预警意义。对博士生精神健康的关注需要理解他们的道德处境,不应停留于病理学,而要正视博士生的高抑郁风险以及由“正常”的道德经验引发的深重痛苦。“症状并不只是个体的不适表达,也可能成为一种表达集体性不适的合法语言。”博士生既处在“社会时间加速”的时代,又在讲究绩效主义和功利化的学术场域里寻求自己的发展空间,这为他们过上一种道德生活带来了特别的挑战。对于高等学校来说,博士生抑郁风险的预防和干预需要理解他们的道德处境,突破不利于潜心研究、盲目追求成果数量的培养和评价制度,重塑“质的时间”和健康的学术文化,为博士生的学术创新提供宽松和支持性的学术土壤。

  此外,博士生的身心健康问题不是孤立存在的,与象牙塔里大学生的“内卷生态”以及高等学校教师日益膨胀的“职业负荷”和“身心健康危机”息息相关。相比于干预,高等学校需要更加注重抑郁风险的预防,不能仅仅停留在“不要出事”的底线思维逻辑,而应系统性促进有利于博士生身心健康的制度、文化和资源平台建设,充分应用博士生论文互助小组、博士生情绪工作坊等多种团体性的预防和干预模式,加快建设友好、专业、及时的心理健康支持和服务体系。在普及包括抑郁在内的精神健康常识的同时,需要注重抑郁的公共性和社会性,破除对抑郁的污名化想象,让每一个人都能够在自己遭遇精神困厄之时勇敢地发出求助的声音,也有能力为处于精神痛苦中的个体提供适切的帮助。
  唯有保持健康的身心状态,博士生才能更好地承担学术之志业。
  作者分别任职于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和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本文原载《教育研究》2022年第7期,原题为《象牙塔尖的忧郁——博士生抑郁体验的叙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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